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儿童阅读”相关话题也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书。在图书市场增长日渐乏力的背景下，“童书”却是形势一片大好，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动力。

快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童书市场的鱼龙混杂，由于“缺乏陪伴”，大量功利性、速成式的儿童书籍大行其道，人们期待用一本书“完美解决”儿童的教育问题。

“教育的本质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书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说。

“如果你去过培训现场，你也会觉得，这哪是儿童教育啊，搞得跟‘邪教’差不多。”王先生对记者说。

王先生在外企工作，他的孩子前年刚上小学，每次接送孩子，校门口都会有一群人发名片、递资料。大多数情况下，王先生会婉拒，但还是攒下了厚厚的一沓名片，名片上印有各种有趣的头衔：儿童“学习力”教练、儿童“财商”培养师、儿童专注力培训专家、儿童成长顾问……

“刚开始不太相信他们，可他们都有自己写的书，去听过几次免费讲座，这些‘专家’‘教练’一个个跟巫婆似的，其实套路都差不多。”据王先生总结，重点有四：

首先，制造恐慌，让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已成落后分子;

其次，承诺只要买了他们的书、上了他们的课，就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其三，善于营造气氛，通过喊口号、激情演讲、讲小故事、参加过培训的家长现场谈“受益经验”等，鼓励更多人买他们的书，或者参加培训;

其四，如果家长感到收效不大，就会被说成是“理解不透，学习态度不佳”。

“我翻过他们的书，基本都是按‘遇到问题—后果可怕—提出新概念—堆砌似是而非的论据—彻底解决’的套路写成，再加上一些案例和笑料，就算是一本书了。有的‘专家’‘教练’可能在保险业工作过，书中画出的模型、讲座用的PPT都差不多，只是改了一下字句。”王先生说。

最让王先生感到不理解的是：“如今孩子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这种兜售焦虑的童书，为什么能出版?而且出版这么多?”

大家都往童书市场钻

“为什么能出版?竞争压力太大了呗。”出版人林秋兰说。她看过一个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561家出版社，其中540家以上在出童书。“5年前，好多出版社不太看好童书市场，这5年来，大家都在往里钻。因为成人出版的盘子日渐缩小，各出版社都希望拥有一个童书产品线。”

北京童心布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帅则认为：“看一下这两年的图书市场年度报告就知道，成人图书市场年增幅不大，只有10%，童书的增长率却有20%。从前社科、财经是热门，但早在2017年，教辅、童书已排在纸质书销量的前两位。各出版社都觉得这是一片蓝海，不管过去有没有积累，都挤了进来。”

除了增长方面的诱惑外，童书出版还有几大“先天优势”：

首先，风险较小。选题申请更容易，效率较高。

其次，成本较低。以绘本为例，首印只需3000—5000册，而成人图书的首印量一般在5000—8000册之间。

其三，市场操作容易。用林秋兰的话说：“特别是低幼类图书，读者还不太会说话，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只要家长以为这本书有利于孩子，就会去购买。这一批家长买了，下一批家长还会买，容易做成‘经典书’。”

“可大家都参与进来，才发现童书也不是那么好赚钱，目前市场上能做到‘大畅销’的童书，大多是5年前出的，近5年出的畅销童书，还真数不出几本。”林秋兰说。

王帅认为：“好多人觉得童书市场门槛低，但事实上，没三年以上的积累，很难适应它，因为你做的选题无法被地面店、网店认可，不会把你的书放到显眼的位置上。前几年，还可以靠做一些新品种来抢市场，如今这已不大可能了。”

做不了畅销书，大家只好围绕老师和家长的心理下功夫。

林秋兰说：“一些童书抓住了老师和家长们的偷懒心理。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品质，需要成人示范才行，正因为成人无法给孩子提供沉浸式的教育，所以才想用一本书来解决问题。”

于是，各种速成式、方法式的童书冒了出来。

创作蓬勃 但与国际接轨还有差距

市场竞争激烈，但童书作者受益不多。

作家范典说：“相对来说，写童书的收益比写成人书高。此前我出版了一本40万字的小说，版税仅7.5%，勉强拿到1万元。而我即将出版的几本童书，大概是5万字一本，每本收益已达1万元。”

范典表示，自己写的是儿童文学，原创性高，稿费可能更高一些，即使如此，只靠写书也“不可能养活自己”。一般情况下，童书作家先用写书博取知名度，再通过办讲座、办学习班，再加上创作收入，“才能养活自己”。

“如今童书写作很繁荣，每次作协开会，都能看到很多年轻作者，但大家都是业余创作，主要是学校老师、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媒体人，我也是当年在儿童杂志当编辑，才走上业余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的。即使是曹文轩，也是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作。”范典说。

著名翻译家万之曾说：“在瑞典，当作家太舒服了，因为读者在公共图书馆每借走一本书，国家就要给作协0.40元，其中一部分要给作家。格林伦(《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有时年底能收到上千万的钱，但其中700万要交税。这钱不用读者掏兜，是政府给的，连翻译也有，我夫人年底有时也能收到1万多元，真是个好政策。”

作家叶倾城刚写完《你好啊，一年级》《蜗牛做的谷小满》两本儿童小说，她说：“应该分清儿童文学和童书之间的区别，就我所知，目前写儿童文学的人很少很少，大多数作者是写童书，就是给孩子做‘科普’，和教辅差不多。”

此外，虽然童书创作日渐蓬勃，但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样式上，相对单一。范典说：“我认识一位境外绘本作家，她每年在世界各地跑，参加各种书展，找到好的图书样式，便引入内地市场，确实与众不同。”

焦虑感产生“剧场效应”

对于“邪教式”童书泛滥，范典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家长在挑绘本时，很少因为其审美品质而购买，绝大多数是看实用性。这种家长太多，“邪教式”的童书自然也多。

其二，很多成年人不读书，在“全民读书”的氛围下，各单位都在办读书会，只好去听书网站下载音频，集体播放一下，讨论几句，就算是读过了。这种听书的音频多是“打鸡血式”的，所以这些家长在给孩子买书时，只看个标题，根本不深入了解。

对此，叶倾城有不同看法：“指责家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感受到家长的难。”

叶倾城接触过许多年轻家长，他们大多来自农村，靠高考改变了命运，虽已身处中产行列，却普遍缺乏安全感。叶倾城说：“在接触中，他们说得最多的话是，认为自己还不如父辈。父辈毕竟还有一块地，孩子没考上大学，还能去种地。可他们这一代进了城，没有别的资源，除了自住的一套房，什么也无法留给孩子。这几年，经济增长放缓，他们的焦虑感就更强了。”

有了焦虑，就会产生“剧场效应”：当别人站起来时，你也只能站起来。

“现在小孩也没什么可玩的，因为同学们都在上各种补习班，只能去补习班找小伙伴玩。只要经济许可，给孩子报个学习班，也是家长无可奈何的、爱孩子的方式。对‘城二代’来说，除了靠成绩，他们还能靠什么?此情可悯，过分责备家长，我觉得太不厚道。”叶倾城说。

在看过太多现实的案例后，叶倾城相信，不如把一切交给市场，童书的风尚最终应让市场说了算：经济高速发展时，童书会更倾向于鼓励个性发展;在经济发展降速时，童书会更偏重吃苦耐劳的说教。

“只要写的人足够，市场必然会淘汰一批人，不值得大惊小怪。”叶倾城说。但她也承认，目前童书的市场化不够，一些学校通过举办“跟着绘本学XX”“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活动，影响着家长的选择。

“这些年来，学校对文言文更重视了，但我希望孩子多看张岱这样的、比较优美的文章，而不是只讲愚忠愚孝、帝王将相。但没必要较劲，老师也不容易。”叶倾城认为，“童书‘邪教化’的责任究竟是谁的，我也说不好，反正责任不是孩子的，不是老师的，更不是家长的。”

成人世界激烈竞争的投影

“教育的本质是陪伴，而不是方法。‘邪教式’童书泛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家庭教育。”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说。

熊丙奇表示，家庭教育是个性化教育，根据父母的文化、认知、背景及孩子的个性不同，各有差异。家庭教育的大原则是相似的，即尊重孩子的人格和爱好，但在操作上，必须因人而异。大家都去追求方法，虎爸、虎妈、哈佛女孩等流行一时，说明家庭教育缺失，只好把别人的经验“拿来就用”，从结果看，其实完全没用。

“幼儿教育应该去小学化，减少知识性，专注培养孩子的健康行为习惯和健康思维习惯，可是家庭教育缺失，大家都不愿花时间去培养孩子，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双语幼儿园、科技幼儿园。这些话我曾反复讲，讲了十多年了，媒体也大量报道过，可还是没用。各种幼儿培训机构仍然在赚钱，甚至越来越走火入魔，一些大V、名人也加入其中，推波助澜。”熊丙奇用“绝望”一词，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最让熊丙奇感到无法理解的是：虽然童书“邪教化”是成人世界激烈竞争的投影，但个体并不是没有抵抗空间——出版社明知道这么做会“搞死自己”，依然大量出版这类童书;作者明知道“鸡汤式”写作不靠谱，而且不赚钱，却还在拼命写;家长明知道这些书不利于孩子成长，却争相掏钱买;老师明知道这些书背离了教育精神，依然向家长推荐。

大家都是“明知道”，却谁也不担当，因为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都不想去做牺牲品。人人都在焦虑中，却听任焦虑的折磨。

熊丙奇认为，原因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内心尚未根除等级观念，人人都怕成为所谓的‘最底层’，怕被社会淘汰。可事实上，谁被社会淘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哪有什么‘人上人’，只有‘人中人’。另一方面，焦虑中包含着利益，所以才有人去制造焦虑，不断夸大幼年行为对未来的影响，因为他们要利用焦虑来赚钱”。

让科学光芒照进童书阅读

“童书过于功利化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不能因此绝对否定实用性，我认为，比较健康的情况是，实用性与趣味性应为6:4的关系，可现在我们是8:2，甚至是9:1。”资深出版人、未来之音创始人卢俊说。

赴法留学生陈翔发现，虽然法国童书在形式上非常有趣，但内容上也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实用性，比如经典漫画Asterix，就是以高卢被罗马占领为背景，讲述了相关历史知识。法国童书也采取了分级阅读的方式，比如给0—2岁孩子看的绘本主要以图案为主，介绍父母称谓、生常识惯等。给再大一点的孩子看的童书，更强调故事性，也有一些关于爱、梦等大一点的主题。给更大一点的孩子看的童书，则有名人传记少儿版。但法国图书市场中，文学类排名第一，占比为58%，童书排名第二，只有16%。

中国教辅与童书占比更高，卢俊的理解是，中国书价相对便宜，从“汉堡指数”看，美国一本书大概值5个汉堡，在中国，则只值2个汉堡。中国读书买书的负担相对小，但多是家长买给孩子看。家长自己很少看，他们不知道该给孩子买什么书，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在童书领域，确实存在着过分夸张、制造迷信的现象，但一味抱怨也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让科学的光芒照进童书阅读这个领域，帮助家长提高分辨能力。”卢俊说。从去年8月起，卢俊和他的团队推出了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分级阅读指南，凝聚成《爱上阅读的秘密：儿童分级阅读启蒙》，希望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家长。

“阅读没有标准，不仅中国在这方面研究不够，在全世界，阅读研究也被边缘化。”卢俊认为，正因研究不够，使“无所不能，立竿见影”式的童书泛滥。此外，近十几年“绘本黄金时代”也产生了副作用，市场快速扩容，难免泥沙俱下。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并非先天就具备的能力，需要习得，所以一些人将幼儿阅读神圣化。“可问题是，谁能说读绘本就比读小人书更高尚呢?格调有高下，但格调低不等于素质低。只要价值观不扭曲，应该兼容。”

“有了愚昧的家长，才会有‘邪教式’童书的流行，问题的关键，是给家长们提供科学的选书方法，提高他们的分辨力，这样各种‘神话’自然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卢俊说。

家长可以帮孩子扛一点

著名学者周国平曾说：“作为父母，如果你有独立思考，就可以做最大的抗争，尽可能给孩子好一点的小环境，以使他们的好奇心自由成长。我们改变不了太多，但可以帮孩子扛一点，或者帮孩子干一架。”

现实充满压力，但在可能的情况下，父母依然可以尽一点努力。

双建梅是一位写作者和家庭教育讲师，在她看来：“很多父母在挑选童书时，总是像看病一样——孩子感冒了，就买感冒药，孩子发烧了，就买退烧药。孩子不好好学习，就去童书中找各种‘处方’，一个个试，因为他们从心眼里，觉得孩子不行。”

在与别的家长闲聊中，双建梅发现，谈到自己孩子的缺点，父母们总是滔滔不绝，说到优点，则支支吾吾。不能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力量，则再好的方法，也只能是短期有效。

“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这一代家长都经历过‘一张考卷定终身’‘以分数论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人生是长跑，干吗非要截成一个个800米，分段来计成绩?”双建梅说。

呼吁多年之后，熊丙奇感到有些灰心。他表示，应彻底改变主导教育的“人上人”观念。他说：“各种考试正在支撑着等级观念，希望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考试真能改变命运吗?没考好，就低人一等吗?怎能将分出成功者和失败者当成教育的目的呢?对此，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在此背景下，呼吁家长们理性，其实太难了，因为争夺家长的人太多，煽风点火的人也太多，你努力了很多年，公众号上一篇文章，就能让你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

从孩子几个月起，双建梅便陪伴孩子阅读绘本，10年下来，如今孩子能埋头读几个小时的书，而同伴翻几页便不耐烦了。双建梅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的家庭作业不多，如今每天还能读书，二女儿的家庭作业却非常沉重。有时，双建梅会帮她写作业。她说：“我希望她能多一点业余时间，哪怕不去读书，只是玩一玩也好。为高考的三五分，每天要多花一两个小时，这个损失有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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