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乃一代昭度，一代之兴，必有其衣冠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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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原地区封建王朝的典章礼制、伦理道德、政治形态、生产力发展的外在体现，服饰始终在封建礼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清朝也不例外。

同时，服饰也是封建礼教影响下帮助统治者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纽带，在清朝也逐渐演变成了满族特有的文物典章礼制。

入关前，满族服饰特征主要通过先民早期的生活习俗得以体现。从最初的雄常制服到后期初具规模的袍服，均是满族先辈在实践中形成的文化而造就的服饰样态。

其中动物皮毛材质的使用也极具北方游牧民族的鲜明特色，与后期相比没有鲜明的服饰等级制度，而主要以适应性为主。

入关后，满族统治者统一全国，形成了一个融合中原封建等级制度在满族文化本身中的清代时代。

“礼之大者，莫过于衣冠”，服饰等级制度制约下的服饰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从未终止。等级制度来源于封建社会，主要以中原地区的主权统治思想而产生。

后金时期统治者开始对政权有所向往，对等级制度开始有了约束，出现了清代服饰制度的萌芽；在服饰制度制衡之下，清代宫廷服饰日趋规模，在制度与文化共同影响服饰的同时，服饰风格也在对文化产生反向影响，透过不同时期的服饰便可体味对应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

清代宫廷服饰受社会文化背景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风气、民俗习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致使其服饰文化给人呈现出绚烂多彩的视觉色彩及繁縟奢华的审美效果。

入关前，满族社会地位并不很高，社会地位划分也不如入关后明显，因此入关前满族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的服饰区分界限不强，说明在满族入关前相关的等级制度区分与入关后相对较薄弱，体现了清政府入关前后在国内整体地位的变化及其宫廷内部的等级界限。

入关前，女真部落自明代日趋规模。女真族真正意义上有部落阶级划分在金代，金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女真统治地方的时期，出现了女真部落特有的部落法则和文化、信仰上的规则。

后金时期是满族服饰制度的初创时期，天命年间便开始出现有关服饰制度的管理意识和规定体系，但尚未成熟。

后期，皇太极对民族主权、部落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加之在统一天下野心的驱使下，认为“衣冠”是保持主权地位的关键要素之一，需在服饰上下功夫。

皇太极

清代的官服制度雏形始创于天命初年，此时期等级差别不大，仅贝勒可穿披领，以示其身份。

后金后期，皇太极开始对等级制度认真思考，继其父初定服饰制度后加以继定，并运用到统治阶级的服饰上。自此，满族服饰开始制度化。

入关后，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服饰再次吸收了中原地区汉人和历朝历代帝王祭俗和风俗习惯，最终形成了“清俗”。

康熙认为“抚御天下、莫不以礼制为先。”在服饰的礼仪教化中，逐渐发展了清代服饰制度。

皇太极在建立大清政权后，对服饰制度、朝纲朝纪、礼制规范等一同建立。

由于统一全国的政权已然开始落实，清代宫廷服饰制度在保留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沿袭明代统治者对服饰等级制度的划分方式，加以借鉴融合汉蒙等服饰元素，对服饰制度加以继定，初步形成等级分明的清代宫廷服饰制度。

天聪年间皇太极已经对服饰制度及禁令开始实施，下令八旗子弟及福晋等女眷均按规定着适当的服饰，告诫女眷要穿着尽美，而且妇人所着服饰，需随其夫。

此外，也有其他服饰禁令，如黄、与金黄色不可用，禁用五爪龙服，百官外禁戴黑狐大帽，禁止平民穿缎靴等，从而使贵族身份得以凸显。

由于满族早期生产力低下，女子同男子一样劳作，女子服饰便与男子基本一致。皇太极统治时期，开始对女子服饰加以重视。

原因在于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政治地位稳固，贵族女子服饰等级随其夫官位而着，开始谈及女子服饰审美。

如在宫廷女子配饰中用錾子做冠顶装饰，佩戴的项链统一样式后称为“领约”并按东珠个数区别其等级制度

公元17世纪中叶，此时正值明朝灭亡之际，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扶持与帮助下，清军一举攻占了北京城。

当时身处盛京的清代统治者为扩大己取得的政权体系，迀都北京。此后不久，将政权扩大至全国范围内，遂于公元1644年迁都北京，史称顺治元年。自此，开启了清代政权统一全国的时代。

清统治者在得到统一全国的主权后，十分重视“国语骑射”，同时强调服饰与制度的重要性，坚持使用入关前的满八旗服饰。

由于此时期汉人占大多数，为使百姓归顺清政府的统治，强令汉族官民一律实行清政府提出的各项满族习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其纳入统治范围，便从服饰和发式上对其加以实施。

发式上，在当时“十从十不从”政策的影响下，汉族官民中男子一律依照满族男子着服剃发，出现了历史上的“薙发易服”，将颅前发削去、辫发系带于脑后。

一改汉族原有服制而着满族的紧身窄袖、马褂袍服，取缔汉族服饰，以史为鉴，亦区别汉族子民对清政府的顺逆臣服。

自古以来受《孝经》和孟子的影响，汉人始终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

但最终还是被剃了发、改了装，这受到了汉人的极力抗争，伤害了其自尊心。以上制度禁令付诸于法典后，再无汉人“十二始冠”之说。此时期清统治者为迅速稳定政治局势、归顺汉族子民，在服饰和制度上均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

顺治元年，清入关后开始考定历法，为时宪历，以迁都来祭上帝与灵庙，在各项场合活动时需有特定场合的服饰，但由于时间问题，需要有一套明确的服饰历法。

在延续崇德年间较为系统的服饰制度的同时，顺治大赦天下，允许新降汉官着明代传统汉族服制，以示非强制。

《清稗类钞》中的记载与此相印证，“世祖初入关，前朝降臣皆束发，顶进贤冠，分满、汉两班，久己相安无事矣”。

此时，清代宫廷中则出现了满汉两种官员服饰。

此后，顺治帝对服饰制度融入了新的条例，对皇太极所定服饰条例的不足进行弥补，在承袭的基础上，涉及的人群范围更为广泛，条例也更为细致。不仅对人群等级在着装时有材质上的细分，更有纹样等的细致考究。

乾隆帝继位后，正值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此时期我国疆土版图甚是辽阔，政治局势稳定、国库内存充裕，加上满汉矛盾的有所消弭、文化对立日渐缓和的同时，也借鉴了一些汉民族服饰文化元素。

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一致，宫廷贵族服饰日渐绮靡奢华，其中色彩面料、款式造型等均有一定的发展与突破。

乾隆九年，皇后率众后妃行“亲蚕礼”，祭拜蚕神嫘祖，以鼓励国人勤於纺织的礼仪，其在宫廷后妃中沿用了数千年，带有强烈的汉族传统文化基因。

亲蚕礼被乾隆重新开发并运用在后宫之中，成为宫廷女子服饰的礼仪之一，侧面表现出此时期对汉族悠久农耕文化的承袭，奠定了乾隆时期服饰制度改革的先潮。

乾隆在服饰款式、色彩、纹饰、图案等方面均作以人群着装要求的等级划分，不可僭越，形成完备的清代宫廷服饰的规章制度。

乾隆时期对服饰款式有分门别类的要求，认为应将皇帝的朝冠、朝服、常冠吉服，王公、文武官员及皇后妃嫔、命妇之衣帽服制加以厘定，并绘制成图。

自此开始形成了清代宫廷服饰制度的完备体系被载入史册，并在乾隆中期的《大清会典》中对服饰制度及服饰的演变作以细致的厘定。

按品级、爵位等清代宫廷中的各类贵族人群在着装有别时作以明文规定，以示礼法。

相对完备的服饰制度中对服色的使用亦存在一定的要求。宫廷贵族服饰中，皇帝、皇后、皇太后可使用明黄色余下之人均禁用之。

其余的宫廷贵族安品级可用金黄色、香色、杏黄色、石青色等，以色彩区分人物等级。

在纹样的选取上，宫廷中仅有帝后可用龙纹、凤纹、海龙缘、织金寿字缎等，其余身份人群不可服用此类纹饰，仅可从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中选取。如贵族女子中的蝴蝶纹、花鸟纹带有美好象征的纹样既是身份的象征，也表现吉祥寓意。

除帝后使用龙纹，皇子、福晋使用蟒纹等纹样外，各级文武官员需按规定的“文禽武兽”穿戴补服，并按文一品至文九品、武一品至武九品中相应的禽与兽加在补服上。补服文化来源于明代时期的官员等级区分方式，显然是对明代汉族服饰制度的承袭，体现了满汉文化融合的特点。

此时期，皇帝与皇子贝勒、文武百官的服饰材质有所区别，在于皇帝冬季服饰可用寻熏貂或紫貂等，较其他贵族人群服饰的质料华丽昂贵，凸显身份。

此外，贵族女子的饰品材质上，以冠顶材质为例，也从上至下有东珠、碧婭払、红宝石、珊瑚、镂花珊瑚、蓝宝石、青金石等，等级的划分也更为细致。

在配饰的数量上，主要按人群区分所佩戴的东珠数、花翎的翎眼数、冠顶顶镂金的层数、贵族女子与普通女子耳饰的钳数及珍珠、珊瑚佩戴的数量等，均有明确等级划分。通过数量和样式的交叉组合，以数量划分形成服饰等级制度规范之一

综上，清代宫廷中不同的人群着服时由相应的等级标准，帝系、王系、后妃系及百官系服饰等级要求十分严格，不可逾越。

但等级越靠下的贵族服饰，有相近或相同的使用制度，差异不大，甚至相同。此时期的服饰制度，形成了复杂的清代宫廷服饰制度体系。

清政府统治全国后，为巩固新政权，不断采取各项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建立了完善的宫廷服饰制度。在清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其诠释了新建朝代的大国制度、彰显了新兴王朝的威严风范、承袭了中原统治的诸多服俗。

清代宫廷服饰制度起源于后金、形成于顺治时期、发展于康熙时期、成熟于乾隆中期。入关前后清代宫廷服饰演变的原因除了内在文化因素外，政治制度、社会风尚、审美情趣及西风东渐等诸多外在因素的作用也推动了服饰的演变。

服饰制度的演变自然影响到服饰文化，其中包括服饰形制、服饰禁制、着装等级、图案纹饰等方面。

以服饰制度中对款式、服色、纹饰、图案、材质及数量等方面来诠释服饰制度化后的历史演变，为研究清代宫廷服饰演变提供了制度基础，同时也是入关前后满族服饰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 等级制度 满族服饰 统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