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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老师,国家一级作家、有名作家、当代作家、当代散文名家、心理学家。
2012年,毕淑敏出版了自己最新一部长篇小说《花冠病毒》,小说讲述了在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一场由花冠病毒引起的瘟疫席卷都市,人们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是毕淑敏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毕淑敏第一次尝试用科幻的方式写作小说。这部小说被誉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心灵能量小说,这一次毕淑敏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面对绝境的时候心存乐观的人更容易存活。小说的主题依然延续了毕淑敏作品中如何生死的主题。自己本身就是医生出身,所以关注人的生命、关注人和形形色色危害人生命的因素做斗争,这是自己持续的感兴趣的话题。那再有呢,像这种生死相搏,自己觉得是更凸显出人性的丰富和人性中那些温暖的部分。
1987年的一天,《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收到了一篇名为《昆仑殇》的投稿小说,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藏北高原上一次残酷的拉练行军过程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地埋在了高原的冻土层中。看过稿件之后,编辑们被深深地震撼了,然而同时让编辑们感到奇怪的是整篇小说文风硬朗豪迈、充满了阳刚气息,而小说的署名“毕淑敏”却分明是一个女性的名字。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把这部小说的作者请到了编辑部。当时这个编辑部就有一个小的议论了,他们说这是一个女同志写的吗,这看起来十分的、那种风格很像一个男的作家写的,甚至有一个评论家、他后来告诉自己说,他当时一直在想、这些熟知的军旅题材的男作家是哪一位用了这样一个很女性化、甚至有点俗气的一个名字、写了这部作品呢。他们说这个人应该最少有十年以上的写作经验了,那后来也找到自己,跟她确认、是不是她写的。因为他们叫自己去的时候、让自己跟自己先生一块儿去,自己还挺奇怪的。自己说为什么编辑部讨论稿子、还要一家人一块儿去呢,后来他们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男性所写。
写作《昆仑殇》时,毕淑敏三十五岁,在北京一家工厂的医院里做内科医生。《昆仑殇》是毕淑敏的处女作,在此之前她从未写过小说。《昆仑殇》里所讲述的严酷的行军和年轻军人无怨无悔地奉献和牺牲却来自于她真实的生活。1969年,年仅十六岁的毕淑敏报名参了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大多数城市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风潮中奔赴边疆农村的时候,出身军人家庭的毕淑敏在别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幸运儿。然而从小在北京城市中长大的她,当兵以后却和四名女兵一起被分配到了遥远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到达军区的第一天迎接她们的那些诧异的目光。她(我)们到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不通电话,他们收到的是军队内部的电报,所以可能写得也很简略,只是说给你部派去五名卫生员,并没有注明是男兵还是女兵,所以她们的领导去接她们的时候,他一直以为她们都是一些小伙子,结果看到她们,他们也吃了一惊。虽然她们穿得厚厚的、有点儿看不出男女来,但是毕竟还是有点区别,他们非常的惊讶,然后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就走了,她们还挺奇怪的,因为你新到一个单位,你们单位的领导来接你,总是有几句寒(喧)暄,然后把你领回去吧,可是就把我们扔在那个大戈壁滩上,他们就走了。自己估计他们是凑到一块儿说、好像是女的,然后他们得互相交换一下这个惊愕的信息、彼此确认一下,估计确认的结果证明是女的,所以他们急急忙忙地回去、就把这个卫生科科长边上的一个房子整个地腾出来、把原来里面住的人、说赶紧收拾东西赶快走,这个房子现在腾出来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一句著名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些以往没有女性参与的行业里都出现了女性的身影。为了响应这一口号,西藏阿里军分区特别增派了女兵,毕淑敏和她的女战友成了阿里军分区历史上第一批女卫生兵。然而在那里,男性和女性的区别被统一归纳成了战士。阿里军(分)区位于中印边界,那时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军区时常组织军事训练,一次高原行军、给毕淑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自己记得有一次训练,是在阿里最冷的时候、十二月份到一月份,有一天自己拿了一个温度计、到外面看了一下丶那天并不是特别冷,但是那个温度已经指向的是零下三十八摄氏度,我们要翻越雪山、要长途跋涉,还要进行那种战术的演习。这个是在高原、我们攀越的那些山峰海拔在五千到六千米,所以这一百二十里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那里的氧分压大概只有海平面的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他)们是在一个缺氧的状态下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天走啊走啊走,自己记得大概走到一半,走到六十华里以后,自己就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因为背的那个十字包,十字包那个时候都是那种很细的皮带,这个里面装的各种各样的药品,它本身的重量自己觉得应该有十公斤。自己记得这样斜挎的这个十字包、自己觉得那个皮带都已经嵌入到我的骨头里面去了,觉得太沉重了,走不动了。
就在毕淑敏被严酷的行军折磨得不堪重负的时候,一个危险的念头闪过了她的脑海。这个负责收容的人就说,你们要加快速度,天已经快黑了,你们已经离大部队已经很远了,如果你们跟不上的话、天黑之前不能翻越这座雪峰、你们会冻死在这座山上,必须要快走。自己当时想我怎么逃避这个苦难呢,那我只有一个办法,我干脆结束我的生命吧。毕淑敏小心地和战友拉开距离、以避免牵累他人。然而关键时刻她却发现原来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有几次是自己觉得应该差不多,那我就松手下去吧,可能也很奇怪,可能年轻的肌体有一个本能吧,它不想让你自杀。所以你就不知道在松哪只手比较合适,或者说脚、你想松开,可是那个很奇怪,你的脚就是不松开,它会狠狠踩着那个石头,结果这样阴差阳错的一下子天就黑了,就是你根本看不清底下,你除了跟着人继续行军,你判断不出周围的很清楚的地形了,这样就只能继续往前走,这样就走啊走啊走,自己记得是走到凌晨三点,我们才到达了目的地。自己记得自己站在星空之下,然后就把自己从头到尾这样捏了一遍,自己觉得比如说耳朵还在吗,鼻子还在吗、手指还在吗,都摸一摸,甚至自己连头发都捋了好几遍。自己想虽然是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过程,可是自己居然就没有什么损失的,全部零件都在,安然度过。自己想阿里给我非常宝贵的这种启示,它就会让自己觉得、哪怕是生命中看起来那些非常悲苦的时刻,你觉得没有路了、没有出口了,也不要放弃自己的这种斗志,只要有韧性,坚持下去,事情就会有改观,我们就会找到出口。毕淑敏的处女作小说《昆仑殇》的故事雏形就来自于这次高强度的行军拉练,而小说中那些关于在严酷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温暖互助的感人情节也来自于毕淑敏在军队中的真实经历。至今,毕淑敏还能清晰地记得她在阿里度过的17岁生日的情景。他们那时候每个人每个月有一桶半罐头的指标,就是说这个算是一种福利,一桶半就没法发,每一次就要两个月领一次,一个人可以领到三桶罐头,自己是属于那种比较嘴馋的,自己觉得发了以后赶紧吃了吧、就给吃了,轮到自己过生日,我自己也没啥可庆祝的了,然后自己的战友们就打开自己的罐头,因为罐头有好几种,比如苹果罐头、梨罐头、橘子罐头,一个人打开一桶,那就是一个品种。好几个人聚在一起,就比较丰盛了,像一个水果罐头的宴会一样,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我们只有一个杯子、就是漱口杯子,我们就把牙膏牙刷拿出来,然后把罐头的水就倒到那个漱口杯里,彼此干杯,然后喝着都是牙膏味道的那种罐头汁、当成美酒吧,庆祝毕淑敏她的十七岁的生日。
1987年第四期《昆仑》杂志刊登了毕淑敏以自己的阿里岁月为题材写作的中篇小说《昆仑殇》,从此毕淑敏正式步入文坛。小说发表以后呢,就、自己觉得那个反馈还是挺强烈的,是自己没想到的,像《文艺报》、《北京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有评论。是认为这部小说里面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但是骨子里还有那种英雄主义的不屈的精神,自己觉得那些评论还是挺中肯的,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1991年,毕淑敏告别了医生的岗位、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此后她在创作上开始了更加大胆地探索。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已经没有了十年前的繁华景象,抱着振兴文学的目的,1994年、《北京文学》杂志社召集了一批作家发起了“新体验小说”的创作活动,希望作家能够深入到某个领域、去体验那里的生活,然后写出能够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时毕淑敏的行医经历让她关注到一个特别的题材。自己记得我们作家是围了个圈子,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讨论这件事情。那就从前面某一点的那个作家开始,有人就说、他准备去拉个板车,有人就说他可能父亲有一个小饭铺、他要做个伙计、去体验这种底层人民的生活。那自己眼看着发言一个一个地轮下去,就要轮到自己了,自己也没想好到哪里去体验,后来自己就说那我去医院吧。他们说你本来就在医院里、那你这个不算,你得上一个好像更具挑战性的地方去体验。自己说那要不然自己上临终关怀医院,那时候这种医院在北京刚刚地兴起,大家说这主意不错,那你就去吧。毕淑敏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做实地采访,最终写成了小说《预约死亡》。在小说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主人公为了感受垂死者的感觉、亲自躺在了原本属于垂死老人的病床上。而这正是毕淑敏在采访中的真实体验。刚刚有一个人去世,已经把遗体搬走了,后来自己就躺在那个床上,躺在那里、自己就抬眼看,那真的、他们看到最后的景象应该是那个天花板,之后那个墙壁上有一个小的圆点儿、好像是刷那个白墙的时候、可能那些漆凝聚成的一个点儿,通常这种点表面应该挺粗糙的,自己就伸出手去摸了摸那个点儿,没想到它异常的光滑,它有点像一种玉的感觉,后来自己想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头上苍白的天花板,那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只能做很小的动作,所以看到这个小点儿、可能很多人是抚摸过这个点,所以这一个小的一个石灰点、它变得特别的圆润,自己觉得在那一刻自己就让自己儿进入到一个可能在这个床上躺过的那些垂死的人他最后的状态。自己希望能够发出这种呼吁,让我们去像欢呼一个新的生命到来一样、也满怀尊重地去送一个生命的远行。希望人能够有一个充满了惊喜的开端,也有一个尊严的安然的结束,这就是自己躺在那里想到的事情。在《预约死亡》中毕淑敏刻画了一系列独特的人物,恪尽职守的医护人员、在孝道与前途间纠结的儿女、无限接近死亡的老者等等。在这部关注都市生活的小说里毕淑敏延续着阿里题材中对生命的珍视以及如何面对死亡的主题。这部小说发表之后被认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有人甚至称它是1994年最具份量的小说;而这部描写死亡的作品还吸引了另外一群读者的注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在读这本书,自己本来以为都是老年人自己靠近死亡在读,很多年轻人在读,所以自己很相信就是思考死亡、对于生命的意义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只有这个能够直面我们的终点,你才会格外地把握自己人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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