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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翻红：我说什么你爱听，交出你的耳朵

在表达欲彻底消失之前，赶紧找一个出口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

互联网“大厂”员工李挺的时间，是被播客切分的。“晚上9点之前当‘厂工’，9点之后做播客”。在李挺的生活中，播客的分量占据了50%，忙完工作，他与生活在其他城市的两位主播相聚线上会议室，制作一档名为《凑近点看》的播客。

翻阅年轻人的媒介使用列表，播客身影频现，但相较于大众更熟悉的概念“音频”，播客依旧是个小众爱好。这个诞生于21世纪初的音频媒介技术，最初的命名源自于苹果公司“iPod”与“广播”（broadcast）的组合词（Podcast），最早的中文播客是2003年的《反波》。相对于有声书、知识付费音频等广泛意义上的声音产品，现在主流讨论下的中文播客，更指向于“基于个人化表达、输出某类观点”的网络音频内容。

根据播客搜索引擎Listen Notes数据，截至2021年10月，中国大陆播客数量由2020年4月底的1万个增长为21915个。在2021年6月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播客”入选2020年高频词语范围。

播客的再度流行不仅令人好奇，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这些年轻人在关注和讨论些什么？用长音频形式来传递和分享观点，魅力在何处？

给表达欲寻找一个出口

对李挺而言，最初进入播客创作领域的契机可以归结为7个字——“青年危机综合征”。

进入社会四五年，李挺感觉事情慢慢变得重复。长期写市场报告文案，每句话后面打满感叹号，有一天突然静下来想写点什么东西时，李挺发现，自己已经写不出来了。“想在表达欲彻底消失之前，赶紧找一个出口把所有的东西留下来”。

播客便成为这个出口。

作为一档都市生活观察类播客，《凑近点看》节目选题来源于大家最“有话说”的生活热点。有一次李挺发现，职场中做好“领导向上管理”比自我努力更有用，而很荒诞的是，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这一系列对职场和领导的讨论，作为“厂工”主题系列播客的第三期，在小宇宙平台上获得了1.8万次收听，听众在评论里调侃：“这期真的好好笑，中国人一生的课题：领导。”

在科技类播客《二维吾码》主播王健飞看来，播客是一个强输出的媒介。“它或许不用有特别严谨的逻辑，但需要主播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否则评价不了，也没办法录播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博士王玮认为，通过播客进行观点分享和输出，也是“被看见”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是表达欲被满足，其实是满足心底作为独一无二个体的自我价值。”

“当代社会提供了很多可选择的空间，有机会实现更多面的自我。”王玮觉得，在八九个小时的工作之余，做播客可以满足部分人的心愿。“即使你并不在意赚不赚钱，但是它能够满足你的兴趣，成为工作与生活的良好补给。”

细而深的内容，大家为何爱聊爱听？

徐涛是播客音频制作公司声动活泼的联合创始人，播客《声东击西》曾入选苹果2018年度精选播客，在播客App小宇宙上的订阅量超9万。

在《声东击西》的节目中，主播徐涛从时事政治、社会热点、技术创新延展开，邀请业界专家深入讨论。比如，阿富汗面临的残酷政治现实、充斥着假新闻的社交媒体、毕业职场内卷、校园霸凌……

2016年，作为《第一财经周刊》美国驻站记者的徐涛与同事张晶做了第一期《声东击西》，主题是她们当时在做的有关美国大选的选题。徐涛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内容——用“有观点的故事”带来“高质量的信息增量”。

播客“赛道”十分宽广，打开小宇宙App，从乌镇戏剧节到苏联“白银时代”，从《鱿鱼游戏》到《再见爱人》，从默克尔的隐退到如何在社交App上找对象……时下流行的热点话题、艰深冷门的小众知识转换为声音模式下的纵深讨论，在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挑动人们的思维风暴，重塑互联网时代的“精神乌托邦”。

播客《壮游者》主播Yang则偏好人文旅行目的地分享，Yang每期邀请一位实地旅行的嘉宾对谈分享。“我的节目不一定是如同专家授课一般100%的干货，我更希望做有趣的‘领路人’，把听众领到窗口，推开那扇窗，更宽厚的东西还要等他们自己去探索。”

“年轻人对于深刻思想的对撞是有渴望的。”王玮认为，在“速食”文化的环境中，大部分信息都流于表面，人们平时习惯了快速、高效的沟通模式，一件事分一二三点迅速说完。两三个人聚焦于一个话题，进行一场态度正经、认真的深入交谈，这种场景格外稀缺。

而播客提供了一个环境。“它给制作播客的人预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段单独切出的时间里进行深入交谈，双方都有着严肃的态度。听播客的人也会觉得，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可以来了解这样一个话题，来听不同的内容。”

碎片化时间里，播客达成某种“神奇的平衡”

与夺取“眼球注意力”的短视频有所不同，播客捕捉的更多是用户的听觉“碎片时间”：独自开车、地铁通勤、健身房训练、家务活，还有睡觉前半小时。在这些场景下，人们转而思考一个新的问题：或许可以听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杨雅指出，相比于视觉，听觉作为单一感官通道的媒介，对于注意力资源的占用度没那么高，能够“多线操作”于各种各样的场景，给予人们更多陪伴感和想象的空间。

于是，播客似乎达成了某种“神奇的平衡”。一方面，它为碎片化时间提供了获取信息的新方式，能够让人们一心二用地获取想要的内容，“性价比很高”；但另一方面，动辄60分钟的长音频对于新用户而言，又是一个门槛，声音传递信息的效率并不高，甚至不如3分钟阅读一段文字版音频内容介绍。

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播客“资深玩家”展浩认为，听播客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活动。尽管信息增量足够大，但大家也不会特意抽出一段时间当网课来听，“只是想在不用眼睛的时候，获得感情上的共鸣，加上一点理性思考或冷门知识”。

王玮说：“成年人太沉迷于某种投入产出。投入一分钟干一件事情，就想得到这一分钟的回报；我花这一分钟看了书，就希望能够记住这一分钟的知识。”然而听觉本身效率不高，因此听众也不会给予它更多的希望。声音产品的低密度性、低侵扰性，恰好和用户的个体需求匹配，我此刻不需要高效学习，你给我一个不需要攫取太多注意力的信息提供方式。

除此之外，播客也满足了某种对生活的“控制感”。“当代人在信息消费上，想要有操控世界的感觉。”李挺将闲暇时听播客比作爸爸们一边坐在沙发打瞌睡，一边拒绝关掉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在他看来，播客的内容能够将你带离身处的学习、工作场域。“无论是带你去权力场域、知识场域、历史场域或者是戏剧场域，任何小众文化的场域，哪怕你是要用它来做白噪音、专注一件事情，它都能将你带离你现在身处的潮流。”（余冰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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