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写作，最终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

一九九三年夏季的一天，黑丰曾在乡下老家的菜园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纸上的漂泊中，我呼唤并期望寻索一种新的地理。我提倡人的不灭，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文学实则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我们不仅要善于从人使用过的器物中，从历史的遗迹与印痕中，从空间的迷局中给祖先和易失的人类按脉，还要善于从当代人的身上发掘我们的祖先，从而发掘人存在的多样性，进而拓展一种神性的文学新疆界，让比我们更古老的词语重新开口说话。

这是具有宗教哲学气质的诗人、后现代作家黑丰，第一次在他的笔下提出了“地理”的概念，凭直觉认为“人”（的灵魂）是不灭的，认为“祖先永远活在土地上”，并且推论文学应该是“一种变相的考古学”。文学“地理”的提出，主要经由他的1990年前后几个实验小说的托举和承重，具体形成“地理”这一概念是1993年。

现在看来，仍然是对的。

在黑丰的实验中短篇小说集《蝴蝶是这个下午的一半》中，我们看到了“生命浸淫的汁渍和时间沉淀的遗迹”。比如，在他的先锋代表作《人在芈地》里，主人物“尹”三次遭遇一棵命定的楝树。楝树在作者的表意中，既可是另一情状的“人”，也可是另一种“泥土”。“人”也罢，“泥土”也罢，都是以空间形式显世或在世的。泥土可以理解成一种高举的“地理”，“芈地”通过这棵树升到了空中，“升”是时间页岩的另一种沉降。尹的诞生、尹的童年、尹走下北方那所大学的台阶、尹归故里（芈地），以至尹走入棺木等，都能在这棵树的深处望到。树的“深处”正是这一楝树所处的被日常所遮蔽的特殊区域。这一区域，与你所处的纯物理区间也许是一致的，部分是重叠的；但它未可知的（大片大片的）“页岩”就“叠”在那里，冷冻在那里，你在树下望不到，或很难望到，根本无法切入。

黑丰的写作“考古学”的意义，是空间的，遗迹的（发掘）；“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塞尚）。”因此，他重视“物像”，重视罗伯·格里耶，重视他的重要代表作《嫉妒》。物体和词语中存在“一种非有机体的生命的力量”，“消亡的是有机物，不是生命。”（德勒兹）

他的小说撇开了传统小说的故事链条，特别强调了地理的因素，强调一种考古学意义的发掘。《第六种昏暗》《人在芈地》《白棺》《黑鸟为什么盘桓》《蛇的弥漫》等多篇实验小说都特别重视地理。譬如1990年写的《黑鸟为什么盘桓》就是一篇特别具有地理性的象征小说。虽然它尚够不上一个短篇的那种特有的精致，但它的价值不在这，而在于叛逆，在于它的延“异”（这正是他所要标示的最可贵的地方）。其实从中国文学传统“延”下的（东西）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重点在“异”（陌生化），重在（血液的）刷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重生。

有一种写作不是承继的、顺从的，而是“反父性的”，它自始至终是一场搏斗——既与他者，又与“孤家”。在此，我们必须用力、用烈火，打倒并销毁“父辈”的永生的金像，只有在残酷的销毁中，我们方得以再生（或重生）。同时，写作又是一种召唤——对那些游荡的、无家可归的虚位“在者”，使那些曾经的“在者”重新临在，复位和安居。

人的这种“反父性”和叛逆，与一个人的个性有关。

所有的写作，最终在于指向并言说一种不可言说，指向并言说天地万物之深奥，指向并无限切近这种感性背后最本质的存在，指向并非沉默论者——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之所谓“对不可言说的必须沉默”。

事实上，地理是象征的。地理中任何一种物像，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言说，通过一种未知的语言介入我们的生活。强调小说中的地理性，这是空间颠覆时间，感性颠覆理性。这种颠覆性的地理写作直指一种无法把控的最高理性。

这就是黑丰所认为的地理小说，也是他的小说观。（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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