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作者：童杰（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海防文献研究”〔16CZS003〕阶段性成果）

明人茅元仪曾言，“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此论断在后世被广泛认可。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茅氏囿于兵经合一的理念，并没有反映出古代兵学发展演变的细节。兵学发轫于春秋时期，孙武与《孙子兵法》的横空出世将古典军事理论与战略思想推向了巅峰。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指出：“由于该理论（《孙子兵法》）主要关注战争的内在性质、战略的基本法则，以及交战的社会和心理方面……古典理论丝毫不谈武器和技术问题……它避开了那些恰恰会随着时间而显著变化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战略家与军事家始终难以突破《孙子兵法》的范畴与规模。16世纪随着西方火器的输入，战争的方式发生重要变化，戚继光及其同时代的战略家与军事理论家在研读《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学著述的同时，不再仅停留于抽象理论层面讨论兵事，开始剥离儒学的影响，从技术、装备、训练、战术、组织，甚至是海防战略的角度研究军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对传统兵学转型的探索。

春秋战国时代烽火四起，战争频繁。一些战略家和军事家通过对战争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及探讨，建立起了“兵学”，而这些战略家和军事家本人则被称为“兵家”，《孙子兵法》《吴子》等就是古代兵学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开篇就提出了兵学的总则：“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兵家致力于探讨取胜之道，为了取胜甚至不惜采用种种“诡”“诈”之道。而儒学思想的核心则是“仁爱”，追求“礼治”，在孔子看来，在“治政三策”（“足食”“足兵”“民信”）中，如果一定要去掉一“策”，那么首选就是“去兵”。因此，儒家的战争观披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一切战争都要为维护“礼”，合乎“礼”。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神宗诏谕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校定《武经七书》，并指定为兵学的基本教材和武举考试的限定内容，这对后来的兵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官方认定兵学经书的做法，无疑受到了儒家经学模式的启发，使得兵学与儒学在形式与内涵上加深了融合。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主事刘寅奉诏作《武经七书直解》，体现了强烈的儒家人文情怀及伦理精神。此后，《〈武经七书〉评》《武经直解》等同类著述接踵而出，数量达到三十余种，其中不乏王阳明、张居正、李贽等知名撰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随着兵学与儒学的持续交融，修文之士在研习儒学的同时往往兼及兵学，而从戎之人亦常以儒学为指导研究兵学。兵谋强调“诡”“诈”之术，儒学提倡“仁”“恕”之道，按其宗旨，两者截然对立。然而，宋代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政略在明代进一步强化，文官治军成为常态。饱读诗书的儒将热衷于从兵事中寻找兼济天下的途径，化解兵谋与儒学内在的矛盾，调和二者的对立。譬如，在当时儒士的谈兵言论中，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被解释为贵谋贱战，认为周密防御是“不战”的前提，无懈可击方能使敌人“不战而慑”；“仁政制敌”则是最佳的战争取胜之道。于是，兵家抽象的谋略思辨以及战场上的“奇正”顿悟之道，与儒学重道轻器、格物致知的思想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在明代蔚为成风。然而，这种儒将的谈兵之说，一味讲求“仁义”，注重“将略”而很少讨论“练兵”，谨守绳墨而缺乏创新，对兵学的认识多停留在对儒学化的抽象战略的阐发。

随着明中后期外部军事环境的变化与刺激，戚继光时代的军事家们开始将兵学从儒学化的兵经模式中分离出来，对传统兵学进行了全方位革新。

其一，挣脱儒学“仁义克敌”的藩篱，强调用火枪、火炮装备军队。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的佛郎机炮与日式鸟铳传入中国，成为战场上的利器。戚继光对此有清晰的认识：“‘执梃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非真言梃之可御坚利也……今夫敌甲诚坚矣，兵诚利矣，而我人心何如？乃以白棒当敌为长技，迷而不误，即孙、吴复起，毋能转移，何其谬讹入人之深也。弓矢远不如火器，命中不如鸟铳，而敌以坚甲当之，每每射不能入，亦明知而不肯变其习者，缘上司抄阅偏于此耳……我所恃以为胜，而且利且远，可以代矢者，谓非火器乎？”同时代的唐顺之亦云，“寇所最畏中国者，火器也。天助圣朝，除凶灭寇，而佛郎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皆出于嘉靖间”。郑若曾也认识到鸟铳的厉害，据《筹海图编》载，“此器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器”。此外，引人瞩目的是，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给出了火药制作的成分配方“硝一两、磺一钱四分、柳碳一钱八分”，这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标准火药成分的理论配比值。可见，此一时期开明的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对火器的重要性已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与了解。

其二，革新传统兵书形而上的练兵之法，创设新式编伍，配合科学严格的军事训练，建设职业化的军队。随着鸟铳与佛郎机炮在明朝军队中的配备，戚继光创建了冷热兵器配合的军队编伍。隆庆年间，他在北方边镇练兵，专门设立了兵营。全营官兵共2700人，下设三部，一部分两司，每司统四局，单局辖三旗，一旗领三队，每队12人。其中1080人配备鸟铳，比例高达40%。此外，戚继光还创立了骑、车、辎重三营，组成了步兵、骑兵、车兵在战阵上交互配合以及后勤兵伺机支援的军团编制。天启年间，孙承宗对车营进行了进一步改革，使其成为当时的常胜军。戚继光对士兵的训练非常严格，并将之作为一种军事操演的日课。无论是在东南沿海抗倭时期创设的“鸳鸯阵”，抑或是北边练兵时兵营中步、骑、车兵种的配合，都需要严格操演与高度协调。据《练兵实纪》记载，当部队行进训练时，戚继光用一串念珠，按士卒标准步伐，每走一步移动一珠，740珠为一循环，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这种具体、细致的日课式步兵训练方法，大幅提高了军队纪律性与士兵之间的默契，强化了军事单位集团作战的能力。

其三，突破兵学兵经模式下崇古薄今、从经典中寻找答案的刻板思维，以大胆创新、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解决前所未有的战局。嘉靖年间，随着倭患加剧，海防成为朝野关切的对象。然而，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遭遇过来自海上的大规模军事挑战。诚如《武备志》所论，“海防岂易言哉！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面对新的战局与军事挑战，历史上首次海防战略思想的大争论随之展开。以胡宗宪、杨博、王忬、唐枢等督抚高官为代表的“御海洋”派，主张恢复明初“巡海会哨”制度，“哨贼于远洋，而不常阙居；击贼于近洋，而勿使近岸”。戚继光、谭纶、严中等一线将领则主张“固海岸”，“海中无风之时绝少，一有风色天色即昏，面对不相见矣……固海岸为不易之定策矣”。此外，还有一派主张“御海洋、固海岸、严城守”，层层防守，代表人物有朱纨、俞大猷、郑若曾等。嘉靖年间海防战略思想的争论，已朦胧产生决战海上、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这无疑是冲决“万里长城”式防御传统的超前思想，可惜随着倭寇平定，海防争论中提出的诸多设想未能真正实施。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28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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