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是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故事。《儒林外史》成书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书里虽然描写的是明朝的事情，但实则反映的是清朝的状况。

在许多人看来，范进是科举考试悲剧人物的代表：考了20多年都没能考中最低功名的秀才，长期受人排挤、挖苦、嘲笑，没有尊严；中举后又犯病发疯，成为大家的笑料，但事实并非全部如此。范进中举后参加了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进士，从此仕途顺畅，担任山东学道，最后官居三品，在读书人中算得上成功者，从这个角度讲，范进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

范进直到54岁才考中秀才，这个年龄确实大了些，但三年后即57岁那年考中举人，这个年龄中举并非少数，如蒲松龄考十多回直至终老仍未中举者大有人在。“范进中举”中的是举人，参加各省乡试被录取的人才能称举人，举人就具备了做官资格，但中举的前提是首先要考中秀才，只有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清朝正式科举考试分为院试(通过者称秀才)、乡试(通过者称举人)、会试(通过者称进士)和殿试(排出进士三甲名次)，县试与府试则属于预备性考试。秀才虽然是最低功名，但要考取秀才并不容易，只有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考试才能获得秀才功名。

县试由知县主持，儒学署教官监试，每年农历二月举行。县试作为童生考取秀才的初选条件也不宽松，并非所有读书人都可以报考。从程序上讲，报考人需要填写履历、亲供、互结、具结。履历即报考者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等。亲供是指填写报考者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存殁情况，如属过继则要写本人亲生父母三代。互结是指五名报考者要互结互保，一旦有人作弊，则五人连坐。具结是指由已考取秀才功名的人做担保，保证报考者不冒籍、不匿丧、不替身、不假名。需要指出的是，清朝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限制了出身，娼优皂吏、乐艺丐疍以及冷籍等人的子孙均不能参加科考。

县试在各县举行，一般考四场或五场，第一场为正场，如果第一场就被录取，被录取者可自行选择是否参加接下来的几场考试，如第一场未被录取，则失去继续参加下一场考试的资格，只能等到来年再考。

只有在县试中被录取的士子才有资格参加府试，府试多在每年农历四月举行，由知府主持，连考三场。府试程序近似于县试，同样需要填写履历、亲供、互结、具结等，只有通过县试、府试的学子才有资格参加院试。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与乡试、府试每年各举行一次不同，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报名等手续与府试、县试略同，考试地点一般在各省省垣所在地。通过院试的童生称“生员”，即民间所说的“秀才”。

获得“生员”即秀才，就有了相当的好处：享有了一定政治权利，进入乡绅阶层，见了县官不用下跪；可以免除赋税徭役，犯法后不能随便用刑拷问等，但秀才功名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具备了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资格，获得了真正做官的机会。获得秀才资格并非一劳永逸，学政定期对其进行考核，考试合格，才能参加乡试。事实上，秀才即便不参加乡试或乡试未中，只要在学政对其考评中合格，就可以在县衙做吏员(但不能做官)或开馆授徒，个人生活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范进考中秀才与一个叫周进的人有关。周进系山东兖州薛家集人，曾中过“县案首”，但从此在学业上未有进展，60多岁时只好跟随做生意的姐夫金有余来到省城济南做账房先生。在贡院遇到几位好心人，在他们资助下周进一路考取进士，三年后钦点广东学道(学政)，其间在院试中遇到了童生范进。

此时的范进可谓落魄至极，“只见这些考试的童生里，有一个花白胡子的、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头上戴一顶破毡帽，那人上来交卷时，衣服又被挂破了几块，显得更是衣不蔽体。”当周进询问时，范进诚实地回复，虽然报名册上写的是30岁，但实际已54岁了。因为院试三年举行两次，范进从20岁考到54岁，如果一次不落地考的话，30多年间确实可以考20多次。

在清朝，秀才平均录取率大约是2.5%，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对包括范进在内的童生们来讲，考不中秀才是大概率事件，但考到54岁仍没考中倒也是少见。好在院试时周进再三阅读范进的文章，认为是“天地间之至文”，遂录为“院案首”，范进这才考中秀才。在接下来的乡试中范进一鼓作气，获得第七名亚元，成为举人。但好事多磨，范进中举后其母因过于高兴而撒手归天，范进依例在家丁忧。有意思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本人也仅是个秀才，并没有中举！

清朝举人的录取比例是多少呢？清朝存续260余年间，共录取举人约15万人，每年平均不足600人。鉴于乡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所以每次乡试各省平均录取举人约100人，但这只是一个平均数，事实上各省相差很大。“乡试中额，依文风之高下，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而定。”清政府根据各省人口、赋税、读书人数等给予各省不同的举人名额，没有极特殊情况名额不会轻易增减变化。乾隆元年(1736年)工科给事中曹一士称：“查各直省中额，人才多者额多，人才少者额少，故有大、中、小省之分，此国家因材而笃中正无偏之制也。”山东作为考生大省，乡试举人名额仅为69人，清朝中后期山东参加乡试的秀才约15000人，平均到每年真正的是千里挑一，但中举后举人的身份、地位与秀才又有天壤之别。

从仕途上讲，举人即便没有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这种情况极少)或没有考取进士也可以做官，吏部和礼部会根据举人个人才能、长相、书法等综合考选，多数可以担任县丞或主簿，优秀者可担任推官、通判等职，类似于现在的副县长、副市长，被尊称“老爷”，进入正式的官僚体系，一届任满如果考评优异还有转正的可能。

从经济上讲，举人就更实惠了，举人比秀才拥有更大的免除税赋徭役的权利，清朝雍正年间规定，举人免除100—200亩的税负和十几户徭役，举人可以把这些免税免役的额度卖给别人，收取额外的钱财，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举人一家经济贫困的问题。换言之，举人即便不做官，也可以靠免税的田租养活一家人。

在《儒林外史》中，从范进中举但尚未授官的那一天起，范进一家人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等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官商士绅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送钱送物：“张乡绅前来道喜，送了五十两银子，还有一套三进三间的房子赠予范进一家，之后又有送店面的、送田产的、投靠为仆的，两三个月的时间，范进家里便换了新样，媳妇也打扮得贵气许多。”

几十年的辛苦一朝变为现实，巨大的喜悦突然来袭，不疯才怪呢！唐朝有一位名叫孟郊的诗人在登第后畅写《登科后》一诗，道出了古今读书人登第后的真实感想：“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心境与范进何异！

人们经常在戏剧或电视剧中看到，有贫穷学子一路乞讨进京赶考高中状元的情节，这多半是出于剧情需要而设置的，此种情况在秀才到省城参加乡试途中或许会发生，但不太可能出现在举人进京参加会试途中。中举后如果举人愿意参加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就能享受朝廷的旅途报销，前往京城的举人是不必为路费担心的。

范进在家为母守孝三年后，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又考中进士，从此这个老男人的人生便开挂了。进士科是清朝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有清一朝260余年间共录取进士约27000名。与乡试一样，会试也是三年举行一次，换言之，清政府每次会试全国录取进士平均约100人。进士是在举人中通过会试产生的，清朝每三年约录取举人600名，虽然录取率远高于秀才和举人，但实际算不上高，难度也很大。有许多后人熟知的名人都没能考中进士，如左宗棠考了多次都没有考中，最后被慈禧赐予“同进士出身”，属于安慰性质的荣誉。对于由皇帝本人亲自主持的殿试，简单来说就是在进士中排出三甲等名次，殿试前三名即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这更多的是一种荣誉性奖励和肯定。

县试第一名称“县案首”，府试第一名称“府案首”，院士第一名称“院案首”，如果某名士子在县试、府试、院士考试中均获得案首，称“小三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第一名称“状元”，如果某名士子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位居第一，称“连中三元”。“连中三元”难度极大，既需要超人的才学，也需要机遇和一定运气，从隋朝兴科举至清末大约1300年间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者包括文武在内尚不到20位。

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就算得上功成名就了，优秀者进入翰林院，在中央六部任职，或外放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主官，后人熟知的各朝历史文化名人基本都是进士出身。范进考中进士后担任了御史，后来钦点山东学道。明朝末年始设提学道，清初延袭，清《郎潜纪闻初笔》载：“国初，凡提督学政，惟直隶、江南、浙江曰学院，以进士出身之卿贰及翰林院侍讲、侍读充之，余曰学道。”雍正四年废学道统称学政，每省一人，由皇帝在进士出身的中央官员中选派，一个任期周期为三年。

“书中自有黄金屋”，范进中举前一家人穷困潦倒，仅有一间草屋，12月的天气范进仍穿着单衣，在村里经常遭受鄙视甚至毒打，受尽岳父谩骂和凌辱。其妻胡氏因长得丑陋，直到30多岁成了大龄“剩女”才嫁给范进，范进中举给家人带来了惊诧的变化，仅从其妻的变化上就可见一斑。胡氏夫荣妻贵，变成了如是模样：“十月天的时分，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婢女，洗碗盏杯箸。”想必胡氏30多岁嫁给范进时，都不敢奢想会有这般待遇吧？

韦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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