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春平（安康学院教授、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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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学著作中，常常会看到一个熟悉的词：诗意。耳熟不一定能详。小说的诗意，有点像古代的海底沉船，看似遥远却又近在眼前，暗藏了许多玄机，常常撩拨起让人探幽发微的冲动。对作者来说，诗意是一种创造；对读者来说，诗意是一种发现。为什么有的人能感受到雨，其他人则只是被雨淋湿？感受到雨的人就是发现了雨丝的诗意。

诗意，简单地说就是诗的意境。诗的意境是指诗歌中所描绘的生活与情感融为一体所形成的艺术境界，情与理融合为“意”，形与神凝结为“境”，情理与形神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结出了诗意之果。诗意是文学艺术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是一种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存在。很多时候，它更像云淡风轻的晓岚，浅浅地飘浮，引人遐思，却让人难以捕捉。因此，诗意具有潜在性、模糊性和延伸性的特点。那么，小说的诗意又是什么？小说的意境与诗的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因体裁的属性不同，因此不能等同于诗的意境，它是优秀叙事文学散发出的袅袅余音与淡淡幽香。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是诗歌之学，是指一切文艺作品，可见诗意对于所有文学艺术作品都具有普遍意义。朱光潜说得更直接：“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一部好戏剧都要当成一首诗来看。”因此，诗意并不是诗歌所独有的，涵盖了其他文艺作品。对于小说而言，诗意是好小说的标配。

解读小说的诗意，我认为有两把钥匙，可以打开曲径通幽之门。第一把钥匙，是汉朝董仲舒所说的“诗无达诂”。意思是说，对《诗经》从来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诗经》的注疏，自毛亨之后甚众，但没有一部著作能够完全说服后世，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质疑不断，新解迭出，每一家都只是一家之言，而不能达成“全面共识”。这足以说明“诗无达诂”这一论断的高明。之所以不能“达诂”，盖因读者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导致了审美鉴赏的差异性，于是就有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经》就是一座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而个别从事教学工作的古典文学专家，将其直译为白话诗。本来是一壶老酒，却被大量白水勾兑，陈香散尽，回味丧失。这种过度解读的翻译策略，对原作产生破坏性的伤害，反而削减了读者对《诗经》深入探索的兴趣。

小说的诗意，要想“达诂”也非易事。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揭幕人，他的小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诗意的代表之作。叙事十分克制，简约洗练，从不铺张。他笔下的很多句子没有饱和感，感觉后面尚未写完，却像铁锤一样敲打着读者的心，无不让人感到压抑、愤怒和惆怅。即使幽默一笑，也带着几分苦涩。即使从人物身上看到一道光亮，那光亮也是阴霾之下的闪电。顺着小说的人物走向和故事脉络前行，在五光十色、意涵丰盈的文字之外，是小说张力的刚劲、诗意的席卷，不断开启着读者的心理和生理观感，在五味杂陈之中，悲悯、怨恨、疼痛，一齐涌上心头，让人有很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最终变成了读书人的一声长叹。这便是诗意的震撼力。

“达诂”成为研究者的共同理想，但是要实现“达诂”却难乎其难。汪曾祺的小说《受戒》也是诗意小说的范本，极为精致的文本建构和冷静叙事，使小说打上了一层现代简约主义色彩。简约主义要求，把作品中多余的元素删减到不能再删的地步，留下实实在在的干货，以达到以简胜繁的艺术效果。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空白，这些空白就成了老庄哲学中的“无用之用”。它总是在触发你的思维引擎，让你不由自主地走进作品所设置的艺术深渊，去抽丝剥茧，阐发新意。所以，自《受戒》发表几十年来，话题不断。

解读小说的诗意的第二把钥匙，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与“诗无达诂”形成了跨越时空和国界的思想呼应。海明威说：“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这八分之一，是小说文本表现出的文字和形象。水下的八分之七就是情感和思想。换句话说，八分之一是外在的，一目了然；八分之七是内在的，深藏不露，有着极大的弹性空间，读者尽可以结合文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探寻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内核，与作者的写作动因发生神交，以达到二者之间的情感契合。

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就是一部充满了诗意的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作家哈里在死亡之前的一系列回忆。海明威在叙事中做足了减法，力求以少胜多。这些回忆都是片段性的，却连接着他的整个人生舞台。片段留下的缝隙成为解读小说的另一种通道，我们可以在遵循艺术逻辑和生活逻辑的视域下，结合艺术想象与生命情感，在文本之外开拓疆域，追问哈里的情感变迁、心理波动、命运起伏等方面的奥秘。

在小说《老人与海》中，海明威描写了古巴渔夫桑地亚哥84天都没打到鱼，在85天的时候，终于打到一条18英尺的大马林鱼。由于鱼重达1500镑，需要用船拖着走，便有很多鲨鱼追来抢食，护食的老人需要不停地与抢食的鲨鱼搏斗。当老人精疲力竭地把大马林鱼拖回家时，只剩下了一个骨架，一个带着血腥的标本。这就是“冰山原则”的八分之一，水下的八分之七留给了读者。作品歌颂了一种打不垮的精神意志，书写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败。桑地亚哥意念执着地要打到一条大鱼，企图每次满载而归，结果换来一场空。这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事件，桑地亚哥也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常识告诉我们，对渔民而言，面对丰富的海洋资源，出海打鱼只是其中的一种谋生方式。连续84次出海空手而归，如果第85次成功了也倒不错，但他还是以失败告终。

由此思索开去，是否意味着他在饥饿时露出了人类贪恋的本性？是否意味着他的方式方法的错误？是否意味着有几分不撞南墙不回头般的愚蠢？这是不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美国版本？假如他换一种生存方式，换一种打鱼的思路，又会怎样？总之，这是一部可以多解的小说，绝不是教科书归纳的那样，是唯一的主题。像《老人与海》这类优秀小说，都会给读者留下很多“话柄”。因为这种小说具有汪洋恣肆的诗意潜质，“话柄”就是对诗意空间的想象、阐释和填充，是读者参与互动的激情对话。

一般而论，叙事密不透风，主题鲜明而单一，结局圆满，四平八稳的小说，在诗意上是略逊一筹的。叙事时一味做加法，太过细腻会产生水分，无遮蔽，不留白，所有空间都被作者自己挤占了，堵住了行文的疏朗之气，也堵住了诗意的生长点。这样的小说或许是无可挑剔的，但同时也让读者无话可说，最终趋于平庸。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29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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