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立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者按

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提出“17世纪普遍危机”概念，认为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折，各国普遍出现了农业生产下降、经济衰退、饥荒频仍、瘟疫暴发、社会动乱等危机。此后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战争等角度分析了17世纪普遍危机的成因、性质等，还有学者从“小冰期”的气候变化来解释17世纪危机的发生。近代早期气候的变化影响作物生长，粮食减产导致饥荒，人类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可能引发传染病的肆虐。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人们不得不进行农业生产改革，颁布相关法律，加强行政职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等。气候史研究的引入，为我们深入思考17世纪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期刊发的文章分别介绍了法国、德国和英国17世纪危机的表现、成因及应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的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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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3年至1860年是气象史上的小冰期，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冬季寒冷，夏季清凉。其中，1645年至1715年是一段异常寒冷多雨的时期，太阳活动衰微，黑子稀少，英国天文学家蒙德在1894年将这种现象称作太阳黑子“延长极小期”，后人以其名字命名为“蒙德极小期”。法国在这一时期极端气候事件频发。1651年1月，由于旋风和低气压，天气非常潮湿，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河水上涨；17世纪60年代，有好几年春夏干燥，秋冬雨不停歇，加龙河发了大水；1675年受东南亚两次火山爆发的影响，成了无夏之年；1687年至1700年是蒙德极小期最寒冷的十年，巴黎平均气温10.15摄氏度；1692年全年有152天降雨，1693年全年有163天降雨；1708年至1709年冬季总共出现7次寒潮，第4次寒潮横扫法国南北，从1709年1月5日夜晚持续至25日，整个法国差不多都被冰雪覆盖，巴黎和凡尔赛的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国王玻璃瓶里的葡萄酒都结冰了。

多雨和寒冷对农业极为有害，法国在17世纪发生了11次饥荒，出现了33次粮食短缺，疟疾、紫癜、伤寒等疫病肆虐，1693年大饥荒造成130万人死亡。民众频频造反，社会秩序岌岌可危，国家税收失去保障。极端气候事件成为学界讨论法国17世纪危机的一个导火索。

17世纪的法国正在经历天主教的复兴，教会和信众认为极端气候是神意所为，要将人们罚入地狱。那时还没有出现“自然灾害”的概念，法语中的“灾害”一词意指戏剧的结局或者戏剧末尾剧情的突变。人们用灾难、灾祸或祸害这样的词语描述极端气候事件带来的损害，这种表述本身即暗指这类不幸事件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为此，教会举行各种祈祷仪式防止或应对气候灾害。1664年，布伊神甫建议实行驱魔法，驱散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他建议仪式开始前，信徒把神甫抬到“地势高的地方，以便看清暴风雨起于哪个角落”。1709年5月，波尔多的雨下了几个月，农民担心收成，波尔多主教6月9日组织公开祈祷，“以平息耶稣基督对人民的愤怒”。巡游是宗教团体举行的大型祈祷仪式，各个社会群体鱼贯而行，背诵祈祷文，给上帝咏唱颂歌，祈祷获得神恩，风调雨顺，“贮藏土地的果实”。

在17世纪，法国行政当局尚未像18世纪后期那样对自然灾害进行分类、制定救助的流程。不过，一些行政官员的通信显示了他们对气候灾害的关切。1662年3月13日，卡昂总督迪盖给当时的国务大臣、财政总督科尔伯写信：“气候异常，季节更替紊乱，最近三年收成不好，肯定能让您相信灾难是如此严重，因为当地原本盛产小麦和土豆，如今食物在整个省都很匮乏，就连条件不那么差的村庄，村民也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屑充饥，其他人靠燕麦和荞麦粥过活，变得有气无力。”1709年7月，格拉斯的市政官说道：“上一年冬天的极端严寒使整个乡村共同体毁于一旦，橄榄树都被冻死了，这是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行政官员更为关心极端气候对农业造成的危害，因为农业收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税收。不过，相对而言，他们并没有多少针对极端气候事件本身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以来，国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应对粮食短缺乃至饥荒问题：管制谷物市场，抑制商人投机，探查谷物存储状况，促进谷物公开交易；鼓励谷物在各省流通，免收过路税，与阻碍谷物流通的行为进行斗争,甚至有时动用军队镇压；协调谷物进出口，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谷物。1662年饥荒时，国王花费两百万锂从但泽等地购买谷物，然后在卢浮宫的院子里垒了一个炉子，每天烤制10万古斤面包，半价出售给民众。1693年饥荒时，国王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谷物，便发动商人去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寻找谷物，政府负责打探情报，并用国王护航舰为商人在国外的航段护航。这一时期，地方政府是救灾的主体。各地总督往往鼓励当地殷实的居民捐钱救助穷人，或向资产者征收济贫税。也有些地方，比如在蒙彼利埃，富人量力缴纳济贫税。在1708-1709年的寒冬，法国100多个城市都在主要街道的十字路口点起一堆篝火，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取暖。

总之，教会和信众以宗教祈祷的方式应对气候灾害，政府官员对极端气候造成的粮食短缺更为敏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补救，但尚未形成世俗的、直接的、系统的应对气候灾害的办法，这也是在饥荒中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尤其是自17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应对气候灾害的现代观念和措施的萌芽。

一是在少数精英群体中产生了认识气候问题的现代观念。法国图书管理员诺代在1639年出版的《政变论》中指出，从超自然的角度解读灾害是对百姓的愚弄。随着实验理性主义的发展，欧洲的气候观测取得显著进步。继伽利略1592年发明温度计以来，托里拆利1644年发明了气压计，克里斯托佛·雷恩1662年发明了雨量测量器。17世纪60年代，法兰西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相继成立，促进了气象知识的传播。巴黎医生路易·莫兰在1665年2月1日到1713年7月13日间，基本上每一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做三四次观测，记录温度、气压、湿度、风向、风力和云的种类。自18世纪初起，一些神甫开始在教区记录簿上用理性的语言描述暴风雨。1704年出版的《特雷武词典》将风定义为“空气从一个地方被推到另一个地方的、多少有些暴力的运动”，区分了32种不同类型的风。

民众也逐渐认识到，遇到灾害通过世俗方式比向上帝祈祷更管用。1709年初遭遇严寒，河水被冻住了，运送谷物的船只不能行驶。但3月初河流已经解冻，面包价格还在上涨，妇女们认为这不符合常理，便给王太子写了一封申诉书，希望他能采取措施。国王政府派人分发面包，面包价格有所下降，但仍然没有回落到合理的价位。4月6日，妇女又出现了骚动，她们在巴黎的格列夫广场张贴标语，号召人们去弑君。4月30日，王太子现身巴黎歌剧院，被一群怒气冲冲的妇女拦住，他只好扔下钱脱身。

二是官方应对气候灾害的措施逐渐向世俗、科学的方向转变。宗教巡游自17世纪下半期逐渐减少，即便是诺曼底这个传统的天主教地区也不例外，1500年到1650年，天主教会组织了50多场游行，1675年至1756年降到十多场。专业人员开始在救灾中发挥作用。有的地方发生气候灾害时，市镇官员会向技术员或科学家求助，请他们检测桥墩是否坚固，查看河流积冰是否淤塞，评估桥基能否顶住洪水的冲击。

到了18世纪，受益于经济发展和启蒙精神，现代气象学得以萌生，自然灾害概念随之出现。1774年成立的王家医学会搭建了国家层面的气候观测网络，政府也初步形成了针对气候灾害的预防、警戒和救助程序，筑造堤坝，储备水源，整治国土，灾后拨付救助款。不过，由于受到旧制度末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的羁绊，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实施，君主制政府不仅没有成功应对1787年起出现的一系列极端天气，反而在由此引发的全面危机中垮台。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在17世纪危机中孕育的治理气候灾害的观念和举措跨越大革命而在19世纪得以延续和发展。1856年5月至6月，卢瓦尔河和罗纳河流域暴发洪水，国家即刻拨付了200万法郎的紧急救助款；6月7日，成立总救助委员会协调征集和分配私人捐赠；7月26日，拿破仑三世向各省省长发送通函，责令收集各地应对河道泛滥的经验，绘制各大河道的水文地貌图。随后，国家投入3450万法郎修筑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在河流沿岸建立洪水检测系统。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气候灾害应对科学性的增强，国家切实承担起了保护民众的责任，这也印证了法国气候史学者加尼耶的说法，即现代气象学与保护主义国家是相伴而生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25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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