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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学人小传

黄宝生，1942年生，上海人。梵文巴利文专家、印度学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梵文巴利文专业，1965年到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等。曾获印度总统奖（2012）、莲花奖（2015）、南印教育学会国民杰出成就奖（2019）。著有“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入楞伽经》等10册，《巴汉对勘〈法句经〉》《〈摩诃婆罗多〉导读》《梵学论集》《印度古代文学》《印度古典诗学》《梵汉诗学比较》等。译有《摩诃婆罗多》（6卷），《梵语诗学论著汇编》（2卷），《佛本生故事选》（增订本），“梵语文学译丛”《十王子传》等12册，《奥义书》《瑜伽经》《实用巴利语语法》《印度佛教史》等。编写梵文巴利文教材《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巴利语读本》《罗怙世系》等。

黄宝生在家中阳台上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1960年高考发榜前夕，黄宝生先生写了一首无题小诗。诗的第一句是“今夜，我的心激荡”。第二天，他如愿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怀着一颗激荡的心，黄先生走上梵学之路。怀着一颗激荡的心，黄先生在梵学路上走过一个甲子。

六十年在人类历史中只是短暂一瞬，然而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则是最为黄金的年华——从舞象之年到桑榆之年。六十多年来，黄先生矢志不渝地行走在将印度智慧纳入中国的路途中，单骑绝尘，成绩斐然，梵学成果已达上千万言。黄先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仅得到了国内印度学界的充分认可，更得到了国际学界的高度赞誉，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兼获印度总统奖和莲花奖两项大奖的学者。

黄先生的为人与为学，常让我联想到唐代的玄奘法师。西行之前，他一心求法；东归之后，他一心译经弘法。一路的艰难险阻，或是礼遇或是轻慢，或是挽留或是阻拦，玄奘宠辱不惊，坚若磐石。细枝末节的插曲或诱惑，根本无法撼动他的终极理想。黄先生也是如此。他热爱梵学研究，乐在其中。无论身处繁华京城还是偏远山村，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无论有没有经费，也无论他的著述有成千上万的读者还是只有几十甚或几个人可以读懂，他都一如既往地默默工作，像一头狮子，不会因土狼的咆哮而削弱自己的勇气；像一株菩提，不会因冰霜风雨而减损自己的威仪；像一团火焰，无私地照亮人们的心！

译释天竺字

助发海潮音

在梵学研究中，翻译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辅助，更是重要的研究工作。用时人之语，对前人典籍进行注释、翻译，便于时人与后人理解，其佳者也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对于翻译的格外侧重和翻译与研究的有机结合，是黄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黄先生曾说，翻译是一种最好的精读。精读有助于加深理解，理解的过程也就是研究的过程。翻译和研究，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

印度智慧蕴涵着东方的哲思，从古代僧人译经弘法到近代学术交汇繁荣，对中国和世界都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更多关注。“刹那生灭”“镜花水月”，这些异域的思想以其生动的意象和口语化的特征伴随佛教传入中国，悄无声息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陌生化的旅程让不少人甚至无法感知它们的印度源头。阅读上千年前的梵语文献，因文化迥异、语言艰深而难度倍增——疏通晦涩关节，提供完整译文，用现代汉语精微阐释，加之以系统研究，其价值不言而喻。浩瀚的印度文学瑰宝，像一个个待字闺中的少女，等待着一代代梵文学者与她牵手。

英语人才和英美文学研究者具有相当的基数，故此优秀的英语作品被一再翻译，很多作品都有不止一个译本。然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浩如烟海的印度文学，译者和研究者却屈指可数。他们正在进行筚路蓝缕、填补空白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他们的学识、视野、青春、热情，以及更多勇气与毅力。

从1985年与夫人郭良鋆先生合译的《佛本生故事选》（2022年2月出版增订本，逾70万字），到2011年起陆续出版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再到近些年的“梵语文学译丛”，黄先生翻译的梵语原典，绝大部分是国内的首个译本和唯一译本。做过翻译的学者都清楚地知道，第一个译本比已经有过译本的新译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这正是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差别。没有第一个译本时，可能只有无知和晦暗；一旦有了第一个译本，也就有了光明。

黄宝生主持翻译的《摩诃婆罗多》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的两大史诗。1980年到1984年，季羡林先生翻译的《罗摩衍那》中译本陆续出版。2005年，黄先生主持翻译的《摩诃婆罗多》问世，全书共6卷、800万字，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摩诃婆罗多》卷帙浩繁，令许多西方学者望而却步，至今也未能出版精校本的英译全本。他们深知：“对于一个梵文学者来说，必须有了充分的学养积累之后，才能着手翻译《摩诃婆罗多》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诗。也就是说，一个梵文学者决定翻译《摩诃婆罗多》，就意味着要为它奉献自己一生中的学术成熟期。”从1996年到2005年的十年时间，黄先生夜以继日地投入这部书中，完成了绝大部分内容的翻译，还承担了全书译文的校订和统稿工作。那些年，他“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进行翻译”，将生活中的一切置之度外，如同进入“学问禅”（黄宝生《〈摩诃婆罗多〉译后记》）。

黄先生对于翻译的强调，不仅是站在学术价值和学术规范的角度，还有他作为一位中国学者的坚持——立足中国，关怀故土。研究印度，正是为了充实中国的学术。黄先生对印度作品的翻译，就像一位自信的主人，把浓缩的印度请到中国，服务于中国文化。在步入未来的途中，中国面临着文化转型。当我们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时，我们需要立足中华文明，也需要在整个世界的优秀文化中寻找答案。印度文明中的优秀部分无疑可以成为我们的重要参考。

中华文化，纵向来看，是五千年的文化集合体；横向来看，是各个文明、文化融合的产物。今天，将印度作品翻译成中文，也是将印度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过程，为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创作提供更丰富的灵感；将印度作品翻译成中文，也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的问题为中心，让印度智慧本土化，转化为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的养分的过程，就像是印度的粗糖变为中国的精糖，印度禅变成中国禅，印度韵成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中国神韵（黄宝生《禅和韵》）。

在翻译的基础上，黄先生对印度文学、梵语诗学、佛学、哲学、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研究。1988年初版、2020年增订再版的《印度古代文学》和1993年初版、2020年收入“东方文化集成”的《印度古典诗学》是国内印度文学专业的必读书。《〈摩诃婆罗多〉导读》（2005）汇集《摩诃婆罗多》汉译全本中的导言、后记和4篇研究文章，是《摩诃婆罗多》研究的开山之作。

早在20世纪80年代，黄先生研习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对钱先生的学术思想有深入体会，将钱先生“凡所考论，颇采‘二西’（即耶稣之‘西’和释迦之‘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的方法运用在比较文学、比较文论研究之中。钱先生读到黄先生在《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管锥编〉与佛经》后，托人捎信给他说：“弟之苦心，为兄明眼人拈出，如弹琴者遇知音人矣！”

2021年，黄先生将多年的积累汇聚成一部专著《梵汉诗学比较》。该书以文艺学为中心，在全面驾驭梵语诗学经典论著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品的基础上，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打通文艺学内部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流派，打通中印文学和诗学的各门学科，也打通比较文论自身，通过对比研究中印古代文论，阐明二者虽表现形态各异，却内在相通，是中国比较诗学领域一部难能可贵的力作。

玉壶冰心在

朱笔师恩深

这些年来，在翻译、研究之余，黄宝生老师也在孜孜不倦地培养年轻一代梵文巴利文学者。

2006年9月22日，我第一次见到黄老师。那时，我刚从英美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印度英语文学硕士。黄老师戴着厚厚的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透露着慈爱和敏锐，银白的头发潇洒地搭在额前，衬衫雪白，非常精神，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长者，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印度的班智达（Pandita，梵语“智者、哲人”之意）。初次会面持续了一个多钟头。黄老师说，印度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如果下定决心研究，会发现无穷的宝藏。以梵语为代表的印度古代语言是进入印度古代文学的钥匙。梵语既难于掌握，又难以作为其他职业的谋生工具，多年来相关人才稀缺。在中国，通过原典研究印度文学和文化极其必要，这样填补空白的工作意义非常。然后，黄老师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崭新的《〈摩诃婆罗多〉导读》送给我，在扉页上写下“张远同学惠存”几个字。

这次面谈对我影响很深。近些年来，我们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相对熟悉。这是美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造成的。然而对于印度这个我们自古以来源源不断汲取养分的文明，我们却常常有一种潜意识的拒绝。儒释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了解印度，也就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尤其当一些西方的观念变得习以为常，古老东方的文明似乎成了光怪陆离的异质文化之时。而越是特异性的文化，就越容易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并激发灵感。原本研习印度英语文学的我，就此燃起了学习梵文的渴望。

2007年6月，黄老师在大家的一再恳请下开始为所里的两位年轻老师讲授梵文，我和几位同学旁听。这时，我们几个学生接触梵文只有两个多月，字母刚认全，语法还没记熟，跟上老师的进度略觉吃力。黄老师为了照顾我们，放慢了讲课的速度，更详细地分析词句的语法结构。这样，我们这些旁听生渐渐变成了黄老师授课的主要对象。在黄老师的精心培育下，我们先后阅读了《奥义书》《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佛所行赞》《薄伽梵歌》《六季杂咏》《牧童歌》《瑜伽经》《入楞伽经》选段。黄老师说，《奥义书》文字简单，又是印度哲学的发端；《罗怙世系》是迦梨陀娑的代表作，也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典范；《薄伽梵歌》使用史诗梵语，是《摩诃婆罗多》中的著名章节，也是印度哲学和印度教的重要典籍，认真学习和领会了这些经典作品的梵语表达，对梵语语法有了直观体验，也就基本掌握了读解梵语的能力和方法，接下来就可以尝试着独立阅读梵文原典了。《戒日王传》代表了古典梵语文学的高峰。在第一期梵文班将近尾声的时候，黄老师亲自翻译了《戒日王传》的第一章。就像金克木先生为他的学生们翻译《摩诃婆罗多》初篇一样，黄老师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提供《戒日王传》的汉译全本。

黄老师的授课方式是：先布置我们在课下预习，把梵语原文抄写在作业本上，把连写在一起的梵语单词拆开，查字典、标注词义，查教材、标明语法形态，再翻译成现代汉语，然后在课堂上轮流把自己的译文和语法解析讲给大家。我们讲完后，黄老师再逐字逐句讲解一遍，纠正我们的译文和解析中不确切的地方。最后，黄老师将他自己的译文抄写在白板上。一天可以讲几颂到几十颂不等。开始时一周一次课，后来是一周两次到三次，每次都是一整天。一个星期七天时间，除了上课的几天，我们差不多都要拿来预习梵文，忙得不亦乐乎。后来，黄老师的梵文班上陆续增添了一些慕名而来的同学，渐渐形成了十余人的规模。

我们的语法教材使用的是季羡林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施坦茨勒（A. F. Stenzler）的《梵文基础读本》（Elementarbuch der Sanskrit-Sprache）。那时候北京还买不到梵语字典。我一开始用的是从图书馆复印的Apte编订本梵英字典。2008年元旦之后第一天上课，我拥有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Monier-Williams梵英大字典，真是心潮澎湃！字典是黄老师给我的。他说，香港来了个朋友，听说他的学生没有字典，就帮忙买了一本。黄老师告诉我们，“文革”那会儿身边没有书，多亏外文所里有一本Apte字典，才让他没有中断梵文翻译和研究工作。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王邦维老师曾说，他们读书那会儿，自己没有梵语字典，要去图书馆工具书阅览室“抢”字典，去晚了就抢不到了。怀抱着手中这本珍贵的字典，我是多么的幸福！

也是在2008年1月，黄老师的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出版。2月28日，黄老师将刚拿到的样书送了一套给我。虽然这时我也才硕士二年级，但黄老师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称我“张远同学”。他在题字时郑重地写下了“张远同志”。黄老师说，因为我们是梵语文学研究领域志同道合的人。还有什么能比被黄老师叫一声“同志”更让人心花怒放！

梵文课后，我常送黄老师回家。有时，夕阳将黄老师银白色的头发镀成金色，有时，蒙蒙细雨打湿了他的双肩。年轻的我走在这位银发智者的身畔，就像是他的眼镜儿，就像是他的拐棍儿——黄老师视力不太好，尤其在黄昏的光线里会看不清路，但是他还保持着年轻人的步伐——不同的是，这个“拐棍儿”会说话，一路上叽叽喳喳问个不停！而不论她问到什么，黄老师都会慈爱地给这个小他近半个世纪的“拐棍儿”耐心地解答。

黄老师还常常会叫我们这些学生在他家中聚餐。狭小的客厅里能挤下七八个人，热闹得不得了。他的夫人郭良鋆老师也是梵文巴利文专家，而且厨艺很好，每道菜都像饭馆儿做出来的一样。我们一去，郭老师就亲自下厨炒菜。黄老师兴之所至，还会跟我们一起喝点儿小酒，给我们讲很多过去的事。有一次，黄老师回忆说，自己读书时，学校的粮食都是配给的，他饭量不大，常常一个月下来还有节余，而有些农村来的小伙子饭量大，可真是不够吃。黄老师就会把自己的粮食分给那些有困难的同学。还有一次，黄老师说到钱锺书先生对他的称赞，给我们看钱先生用毛笔写给他的信函。一封信写于1984年夏天，祝贺黄老师病愈出院，信中写道：“顷得来函，欣悉奏刀后霍然病除，吉人天相，才子天佑，可喜可贺。”钱先生随函将一册“欲以自存”的新印本《写在人生边上》送给黄老师，并告诉黄老师《谈艺录》增订本即将出版，也会送一册给他。

钱锺书1984年写给黄宝生的信

时间到了2009年夏天，黄老师教授的第一期梵文班告一段落。他开始带着我们这些学员做我们的第一部集体成果《梵语文学读本》。我负责其中《时令之环》第二章和《牧童歌》中五首诗歌的语法解析。这是我在梵语文学领域的第一个习作。我们按照黄老师课上讲过的样子做语法解析，黄老师像小学老师批改作业一样给我们修改得满篇红字儿。黄老师的字特别好看，无论是板书还是写在我们本子上，尤其写天城体的时候，写得又快又标致，我们简直形成了“板书崇拜”！黄老师说，过去，图书馆的书不够用，他们做翻译都是先把梵语原文抄一遍在本子上，然后再逐句翻译。借图书馆的书还掉了，自己手上还有一本，查起来也方便。他刚参加工作时，因为字写得好，还常常会给所里写黑板报。黄老师为我批改的校样，我一直精心保存着，如同文物。

2010年上半年，中国社科院梵文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同年9月，梵文研究中心开设了第二期梵文班，至2013年7月结束，为期三年。课程完全公开，完全免费，就连教材也是免费发放——我们第一期梵文班的教学成果《梵语文学读本》2010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正好成了这时的教材。前两年由郭良鋆老师和葛维钧老师授课，讲授梵语语法和文学作品。第三年黄老师亲自授课，讲完了整部《罗怙世系》。黄老师说，既然他担任梵文研究中心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的负责人，就要多为国家培养人才。梵文研究中心成立前，我已考入北京大学南亚系跟王邦维老师读博士，2011至2012年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南亚系访学，基本没能参加第二期梵文班。

2013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回到外文所工作。这时，黄老师正在翻译法国学者迪罗塞乐用英文撰写的《实用巴利语语法》，准备为大家开设巴利语课程。巴利语与梵语同属印欧语系中的印度雅利安语族，是印度早期佛教使用的语言。熟练掌握巴利语，不仅有助于直接利用巴利语文献研究印度历史文化和早期佛教传统，对于理解佛教梵语句法和词汇也大有裨益。巴利文班自2013年9月开始，至2014年1月结束，为期半年。授课方式与梵文班相近。黄老师在学期之初把《实用巴利语语法》的译稿发给学员自学。绝大多数学员参加过第一期或第二期梵文班，已有一定的梵文基础。我们上课时直接进入文本，阅读黄老师亲自挑选的巴利文经典《法句经》《经集》《本生经》选段，由学员先讲，他再补充讲解。《实用巴利语语法》在课程结束后校订出版。由黄老师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巴利语读本》随后也出版了。我全程参加了黄老师的巴利文班和《实用巴利语语法》的校订编辑工作。非常值得高兴的是，这本书不到三年就重印了4次，已经成为学界的畅销书。来所里工作之后，黄老师就不再题字给我。他说，你是梵文研究中心的人啦，哪儿有自己人题字给自己人的？但是黄老师出了新书，我们比黄老师还要开心呢！

黄老师常说，学者没有周末。他的生活只有学术，没有娱乐。如果说黄老师有什么兴趣爱好，应该就只有看书。在他家里，无论客厅还是卧室，都满满当当全是书。黄老师对日常生活要求很低，只要有书就行。就连在“文革”的时候，有段时间没有其他的书，却可以看到马恩选集，他也并不觉得空度时光。黄老师说，一个真正热爱学习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办法学习。他对我们说，多读书，才能触类旁通，在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才能有准确的观察和恰当的联想。黄老师很关心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的发展。由于我们各自才性不同，他希望我们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发挥我们各自的长处，有了好的选题也会讲给我们参考。黄老师说，现在咱们有课题啦，可以用课题经费买书。他们之前没有课题的时候，工资也就几十块钱，因为爱书，也会花几块、十几块来买书。对于课题经费，黄老师能省就省，他说，这些经费都是国家的，不能浪费。他的身上完全是老一辈学者无私奉献的学风。

黄老师为中国的梵学事业贡献了大量成果，又培养了一批梵文巴利文人才。我想，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这些青年学者逐渐成长，有了自己的专长和特色，我们的学科基础建设也会日益完善，有自己的教材、读本，还会有中文的梵语字典，我们的梵语学科终将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

从我第一次听黄老师讲课到现在，已整整十五年了！今年恰逢黄老师八十寿辰，祝福我们敬爱的黄老师健康平安！也祝愿我们的梵语文学研究事业蒸蒸日上、更加繁荣！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2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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