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作者：张晓东（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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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 约瑟夫·弗兰克 著 戴大洪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一个作家变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这首先意味着他具有了某种经典性。但在这样的经典作家当中，更有一些作家具备了“全人类性”的特质，他们的创作早已经不能被书斋里的“文学”这个定义所局限，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对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忧思、猜想和思想进路当属于新世纪的全人类。其中，俄罗斯文豪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位居前列者。

同样，如果一个学者终其一生研究一个作家，并且真的极为投入，这首先意味着价值的认同，这样的学者或许并不鲜见。但我们也应当承认，其中有的学者在更高意义上实现了这种认同：这已经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体认，心甘情愿将自己的生命时光用于理解、阐释、传播另一个来自遥远时空的人的思想，这主要产生于一种信念——他们有着一致的目标，他的诠释将帮助人们理解一个伟大作家的思想在当代语境下的深刻意义。

表面上看来，作为学界著名的学者，身为普林斯顿、斯坦福两所名校荣休教授的约瑟夫·弗兰克似乎不过做了一个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大学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做得更突出、“学术成果”更多，获得的大奖名头更大罢了。然而只要是认真读过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就会发现这部著作已经不止于作家研究，甚至不止于文学研究。这不仅因为它的体量（中文版仅第五卷就厚达1128页）——看似庞然大物实则空洞贫乏的“学术著作”比比皆是——它简直就是一部清晰的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思想发展史，作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完全融入了这个大背景，这就使得《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著作的故事、情节和主人公有了一个很大的“景深”。这非常有利于帮助读者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形象。

陀氏的小说是一种“思想之书”，居于其核心的是人的思想意识。这意味着对个体的人的自由意志的珍视。正是基于这种意义，陀氏的文学才如巴赫金所说是“对话”的，而不是“独白”的，因为独白小说哪怕写了一万个出场人物，他们都被禁锢在某种整齐划一的思想意识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于未经训练的读者来说具有很大的难度，或许“多声部性”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作者的声音、主人公的声音经常被混为一谈，叛逆主人公的“声音”也经常被当作荒腔走板；即便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对于陀氏作品中思想意识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多分歧。而当我们在一个恢宏的思想史背景下来考察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也有可能参与到这场思想对话中去。

如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场思想对话的核心就是在贫困时代（笔者借用海德格尔语）人们为什么可能，以及用什么对抗虚无。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全人类的赠礼，尽管这是一份提前了很多年的礼物。在阅读前四卷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猜想，弗兰克将会在何处收笔。第五卷名为《先知的责任》（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中文版译名调整为《文学的巅峰》），结尾的情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盛大的葬礼。作者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为圣彼得堡大学和别斯图热夫女子高等教育课程的讲座上的一句话结尾：“他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理解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为实现这些理想而奋斗，他还通过布道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影响他人。当代俄罗斯民族的这个精神领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的这段话尽管是在当时的“俄罗斯使命”语境下说的，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仍然指出了陀氏之于“全人类未来”的启示意义。这种启示在于对代表历史理性的“欧几里得世界”的揭示，特别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不啻于对下一个世纪人类灾难的预言，并且成为当代反乌托邦/敌托邦文学的滥觞。但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意义蕴含在佐西马长老的回应中。弗兰克在书中用了近200页的篇幅（还不算前面的准备部分）对《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了详细解读，尤其是“宗教大法官”的部分。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是个非常复杂的作家。他的写作有时候令人想起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所有人而又不为任何人。这种笔法势必导致大量的误解甚至攻击。此外，他的某些言论也并非无可指摘，例如他涉及犹太人的文字。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弗兰克的写作态度是明智的，他没有以陀学专家自居，而是仿佛一个细心的、富有好奇心的读者，展开了一种理解式的阅读，在容易引发歧义、匆匆下结论的地方，尤其谨慎而仔细地展开考察。

和前四卷一样，弗兰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展现。在这一卷中我们看到这一时期，俄国民粹派运动如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和解，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用小说创作对其进行回应。其中民粹派运动核心人物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根基”这个问题上与陀氏部分地达成了一致。社会运动领袖们不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反动势力”的代表，相反，他作为民族精神代言人的地位越来越清晰可见，直到1880年春天他在普希金纪念活动上的演讲使其声誉达到了顶峰。同时，弗兰克也给我们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民粹派截然不同的立场，他将陀氏在民粹派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的《少年》称作“特洛伊木马”，揭示了民粹派思想中的漏洞。在这一卷中，弗兰克也有意识地将《作家日记》卷入了这种交织当中。《作家日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杂志，发表他自己的小品、政论文，也有精妙的短篇小说（例如《永恒的女性》），可以看作是世界作家中最早的“自媒体”之一。弗兰克没有集中论述《作家日记》的史略，而是指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民众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纽带，《作家日记》最后一期（1881年1月号）在他写作生涯的最后一天完成，又在他下葬的当天出版，人们忍不住将这种巧合视为某种“启示”的意义，但弗兰克提示道：我们应当念念不忘，他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社会—政治幻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难理解的作家之一，弗兰克这种“掰开揉碎”、娓娓道来的解读，对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来说都有极大的帮助，他这种娓娓道来建立在对原著文本（弗兰克研究的底本为苏联科学院三十卷俄文本）和大量重要的俄、英文参考文献的消化、吸收上。中文五卷本的出齐，将对国内“陀学”研究大有裨益。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6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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