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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鹏山（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在我看来，写小说需要有讲故事的能力，只要故事讲得好，便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当然仅此还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如果要写散文，基本功还真是读书，读足够多的书，读有分量的书，读那些能支持你思维、思想和文字的书。20世纪80年代，王蒙先生曾呼吁“作家要学者化”，他是有感于当时作家读书太少。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其作者都是饱读经典的。

我一直关注穆涛的写作，他的作品，我见一篇就读一篇。穆涛一直在读书，他的好多散文，就是写他的读书，写他读书的所得所感。写书和读书，是他生活这枚硬币的两面。

散文集《中国人的大局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9月出版）是他的读书笔记，是他潜心读史的心得。在这本书中，穆涛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中国人认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过程，谈到中国人天地时序观念的形成过程。他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人的“春秋”，再谈到以“春秋”命名的史书，谈到中国人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形成。这一部分的内容，熔天文、地理、人伦于一炉，循世道规律，辨社会趋势。对这样的知识性话题，他谈得毫不滞涩枯燥，而是清新活泼、风生水起。

在书中，他又谈到《诗经》《尚书》两本书的结集传承，以及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两本大书，以“诗书”并称，常常成为文化的代名词，连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说到自家的家教时，都提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诗书”后来由专有名词变成泛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传家，诗书继世长，不一而足。读穆涛的这一部分文字，可以增加我们对“诗书”地位、价值的理解，知道它们如何嵌入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深处。这一部分，他还由《诗经》入手，比较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史诗观。

这么一梳理，读者可能觉得这是历史笔记。这样认为也不错，因为穆涛此时就是一个历史学者。但穆涛首先是散文家，这本书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只是他的文学题材。面对这些悠久而庞大的历史，他如同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原石：他用他的刻刀，把隐藏在原石中的形体解放出来，与我们坦诚相对，我们看到了藏在历史中的多样与丰富。

不过，毕竟是在写历史，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文学冲动。或者他本来就没有作家常有的那种文学冲动，就是觉得这些历史有意义，这些文化有价值，然后就这样不刻意地写下来了——他几乎保持了历史的原来样子。他只是勾勒，把隐藏在纷繁事实中的某些点连成线，然后我们就看见了。他尽量客观呈现历史，把苍茫历史中的痕迹或烙印清晰地标示出来，交由读者判断。

史学家章学诚说著史“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穆涛继承了这个原则。但著史岂可无是非？章学诚给出的办法是：“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寓褒贬于叙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些是太史公的看家本领，穆涛近乎得之。但他不纠结一般人特别关注的历史中海量存在的人事是非，他关注更大的问题。写历史，一定是写问题。穆涛这本书中的文字，是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为什么中国成为中国？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历经几千年而永葆青春？为什么古老之中国又永远是少年之中国？为什么中国人的自然观如此生动活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这些都是大问题，都是有趣的问题。一本小书，显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充分的答案，但穆涛通过他的观察，给出了一些必要的启示。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8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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