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昭峰（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考古新发现视域下的先秦都城变迁与制度演进”〔20BKG010〕阶段性成果）

有学者将史前时期分为查海时代、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以其代表我国史前时期的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考古发现来看，查海时代的聚落基本处于环壕时代，及至仰韶时代前期萌生了墙垣聚落——城市，龙山时代是我国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峰期，包括北方的石城在内，迄今已发现各类遗址达到100余处，可以用“城市化运动”称之。龙山时代的城市化运动推动并见证了我国的文明起源进程，呈现出从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轨迹。

【资料图】

“城市化运动”与区域性特大型城址的出现

仰韶时代前期长江中游的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城址。仰韶时代后期的城址除城头山继续沿用外，在湖北天门发现两处，另在临近湖北的淅川龙山岗和郑州西山各发现1处。由此推断，城市或有可能发轫于长江中游，通过豫西南的南阳盆地传至中原地区。

龙山时代前期城址分布主要集中在四个地区：河套及晋陕高原地区、黄淮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中游仍为这一阶段史前城址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山东日照尧王城、湖北天门石家河及余杭良渚古城等构成了各地域的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址。此一时期是城市这类聚落持续传播的阶段。

龙山时代后期城市发现数量更是实现了成倍增长，且这一阶段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址的涌现更引人关注。长江中上游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及余杭良渚古城延续使用至此阶段。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地区，出现1处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址新津宝墩，其“外城”规模近276万平方米，内城面积达60万平方米。在海岱地区，日照尧王城沿用至龙山时代后期，形成了以此为中心的鲁东南沿海地区的南区聚落群；以五莲丹土和两城镇为中心沿海北区的两城地区，也形成了聚落群；在鲁北山前地带至鲁西北平原南缘，发现了以临淄桐林遗址为代表的聚落群。在中原地区，这一阶段的大型区域性中心城址当以陶寺遗址为代表，其规模约为280万平方米。另在运城盆地发现同属陶寺文化的绛县周家庄环壕聚落，遗址规模近450万平方米，环壕面积亦达到300余万平方米。此一阶段的河南地区，还发现诸如安阳后冈、博爱西金城、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濮阳戚城、温县徐堡、新密古城寨、禹州瓦店等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城址以及如新密新砦、巩义稍柴约100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

在以河套、晋陕高原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发现了诸多史前石城，现存规模较大的石城主要有陕西神木石峁城址、山西兴县白崖沟遗址和碧村遗址。其中神木石峁石城的面积更是达到了400万平方米，在龙山时代整个北方地区发现的城址中可谓首屈一指。

“城市化运动”与文明起源

王巍指出，探源研究提出进入文明社会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王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光明日报》2022年6月6日14版）。城市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恩格斯曾作了一个经典阐释：“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城墙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头山城址城垣内分布有祭坛、祭祀坑、墓地和居住区。考古资料表明城头山城址中出现了公共权力集中化的现象，并且这种公共权力的驱使使得社会中形成了稳定的管理层，这些管理层社会成员已经区别于普通民众。奠基活动中的人祭、宗教祭祀活动的频繁开展表明当时可能有了明确的礼仪规制，并形成了“巫师神权”。从目前城头山城址祭坛中央核心墓葬只葬一人的情况看，其可能是集“世俗权力”和“巫师神权”于一身的部族首领。这些清晰地向世人展示了仰韶时代前期中国史前城址透射出的文明要素。仰韶时代后期中国史前城址的发展同仰韶时代前期没有显著变化，一些迹象显示社会整体应已迈入父系氏族社会的门槛。总体而言，仰韶时代虽然有诸如庙底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这样分布广泛的文化，史前城址的出现和大型环壕的延续使用，显示社会已经开始加速发展，但社会整体尚处于文明起源的萌发时期。

延至龙山时代，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运动更为明显，城市数量成倍增长，这集中体现在该时期超大型城址的出现及其代表的各区域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各区域社会复杂化显著增强。龙山时代，文化的整合性进一步加强，出现了较仰韶时代范围更广的文化，如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陶寺文化，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三角洲的良渚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父权制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财产私有，已从根本上促使氏族制度走向解体。和仰韶时代大范围相对温和的交流方式不同，该时期大范围的交流既有和平交流的一面，更有频繁的武装冲突。笔者在相关研究中提到，可以从四个方面提供史前战争存在的证据。其一是作为战争物化形式存在的大量防御设施如环壕与城垣等；其二是作为史前战争物证的武器的普遍发现；其三是史前墓葬的非正常死亡证实冲突与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其四传说和文献资料证实史前战争是存在的。该时期文化整合中的暴力因素的频繁性导致管理层权力的进一步强化乃至集权的产生。武装冲突中缴获的物资、俘虏等引发的资源再分配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分化乃至深刻的阶级分化。区域性特大型中心城市的进一步增多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社会复杂化方面体现得更为充分。一是特大型中心城市的营建，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严密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调控机制和社会分化；二是特大型聚落的防御与给养，需要在大范围内制度化的人、财、物调配，集权进一步强化，为文明阶段的国家网络化系统管理奠定了基础；三是聚落的层级分化更为显著，特大型中心城址之外为次中心城址，次中心城址下为小型城址和聚落，这为文明阶段的逐级管理奠定了基础；四是特大型城市的宫殿建筑、祭坛等原始宗教遗存，大墓、青铜器和玉器等贵重物品是贫富分化和私有制的发展、阶级分化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礼制制度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产技术水平、文化艺术水平等与文明起源相关的因素的集中体现；五是城市化运动特别是特大型城市的普遍出现，加速了本区域的文明化进程，表明各自完成了本区域的文化整合。

都城的多元一体演进

在古国阶段的龙山时代，中国大地从北至南，多元文明化进程在悄然进行。龙山时代前期，具有都城性质的特大型城址主要发现于长江流域，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内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不仅有高出地面的宫城，还有范围极大的郭城，同时存在大型水利设施。以河套、晋陕高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规模较大的石城当属白崖沟遗址，它为一处规模超百万平方米的双垣石城，也具有了区域性中心城址的性质。由此可以看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前期的文明化进程中承担着领跑者的作用。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在该时期尚处于文化整合阶段，没有具有都城性质的特大型城址的出现。及至龙山时代后期，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一批特大型城址。其中，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城址、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延续使用至龙山时代末期。长江上游地区出现了特大型城址——宝墩城址，其外城圈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内城面积达60万平方米。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其外城圈很可能不是城墙。在中原地区，该时期出现了面积高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其中发现有宫城、大型王墓和观象台遗存。晋陕高原神木石峁城址，规模更是达到400万平方米。可以说，龙山时代后期具有都城性质的特大型城址在各区域的普遍出现，表明各区域基本完成了本区域的文化整合，文明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跨区域的文化整合，也是广域王权形成的准备阶段。

龙山时代后期广域王权形成的准备阶段，文化消长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表现极为明显。此前一直处于文明化进程领跑者的长江流域在龙山时代末期文化普遍衰落，具有都城性质的特大型城址如良渚古城、石家河城址和宝墩城址纷纷废弃。黄河流域具有都城性质的特大型城址陶寺城址和石峁城址也先后废弃。该时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均没有特大型城市，应该与其王权古国的务实作风相适应。作为学界共识的禹都阳城——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面积仅34万平方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龙山时代后期，随着中原龙山文化和海岱龙山文化在相互交流相互竞争中不断壮大，各周边地区富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史前文化或初级文明盛极而衰。这既有史前战争的原因，也有环境异常造成的长时段特大洪水等对社会的整体影响。

史前战争在推动夏建立国家方面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通过战争使得王权渐次产生并最终形成。与此有关，战争形成了以王权为中心的一个新的金字塔般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战争促使国家机器——军队建立逐渐制度化；战争促使了法律的萌芽，并最终以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些都为国家的确立提供了必要条件。

俞伟超曾说：“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这场洪水直接毁灭了原本高于或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发展水平相近的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同时，大洪水及由此开始的由大禹主导的治理洪水的系统工程客观上促使并加速了夏部族向国家的转化。进入夏代，这种多元林立的特大型城址被一体独大的中原新砦城址和二里头城址取代，标志着都城视域下的从多元到一体的演进格局最终形成，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文明时代的夏王朝。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4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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