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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洪（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晚清七十年，中西文化在激烈碰撞中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20世纪上半叶的楚辞研究在承继传统中不断嬗变与现代转型，开启了全新研究方法和视角，一直影响至今，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即引入历史唯物主义时代新精神，呈现出与前代迥然不同的时代气象，从而开创别具一格的屈原新形象。

1946年以前，郭沫若已有《屈原的存在》《屈原的作品》《屈原的艺术与思想》《〈离骚〉今言译》《“深幸有一，不望有二”》《屈原时代》《关于屈原》《革命诗人屈原》《蒲剑·龙船·鲤帜》《屈原考》《屈原思想》《〈屈原〉与〈厘亚王〉》《屈原·招魂·天问·九歌》《屈原——五幕史剧及其他》《屈原的悲哀》《今屈原》《屈原不会是弄臣》以及诗剧《湘累》、话剧《屈原》等系列屈原研究及创作。《屈原研究》一书是此前屈原研究阶段性成果汇编，由群益出版社于1946年7月出版，全书由《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屈原时代》《屈原思想》等三篇论文组成，另附《离骚今译》。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开篇即定调“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郭沫若此一论断，旨在批驳“竟连屈原的存在都有人要加以否认”的廖季平、胡适等人的言论。廖季平“‘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序”“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以及胡适“《屈原贾生传》尤其不可靠”等论调在“五四”前后颇有市场。郭沫若逐条驳斥胡适所举《屈原列传》五个疑点，并引用文献，证明屈原是确有其人，认为《屈原传》在细节上纵使有疏失和为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倒的，表现出不随从“屈原否定论”的鲜明态度。《屈原身世及其作品》围绕屈原的存在，还考订了屈原的生卒年月日、家世和故乡等问题。郭沫若考订屈原生于公元前340年（楚宣王三十年）正月初七，卒于公元前278年（楚襄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屈原是活上了62岁的人”。郭沫若从“女嬃”入手考订屈原故乡，提出“女嬃不应该是屈原的姊或妹”“女嬃可以解为屈原的侍女，婵媛为其名”“秭归的‘归’字是古归子国的孑遗”“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等观点。

屈原生活的时代，“其他的人大概都是在理智方面发展的散文家，而他自己虽然也是一位政治家，但同时是在感情方面发展的纯粹的诗人。秦以前的诗人有诗集存在于世的就只有他一个”，因此《屈原身世及其作品》进而讨论屈原的作品，郭沫若重点考辨了王逸所列25篇作品的作者及写作年代等问题。他认为“《离骚》是屈原在襄王时真正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从而认可游国恩“离骚”为“牢骚”的训解。《九歌》十一章，“《九歌》和《九辩》一样并不是数目有九”，郭沫若认为《九歌》是屈原早年得志的作品，“《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九章》的命名“并不是屈原所自行赋与的名字”，非必出于一时之言。《橘颂》“作得最早”，“其余八篇气象和格调都迥然不同，都是在襄王时被放逐以后作的”。《悲回风》“最为悲愤”，是屈原初遭放逐时感情最激烈的时候所作。《惜诵》《抽思》《思美人》“是悲愤稍稍平淡了，由追忆的情怀所荡漾出来的东西”。《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作于江南以后。《远游》《卜居》《渔父》三篇并不是屈原所作，《远游》可能就是《大人赋》的初稿，《卜居》《渔父》当是宋玉、景差之徒所作，《招魂》“是为追悼楚怀王而作”。由此，郭沫若认为屈原作品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橘颂》《九歌》最早”，大抵作于楚怀王时，是40岁以前的作品。《招魂》作于楚怀王死时，是襄王三年，屈原46岁时所作；第二期《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作于50岁以后至62岁被放逐在汉北的十一二年中；第三期《哀郢》《涉江》《离骚》《怀沙》《惜往日》作于62岁时二、三、四、五的几个月之间，“是诗人精神的最后一次强烈的燃烧”。在讨论作品的同时，郭沫若还提出不少新见，皆有极大启发意义。如赞同孔广森释“兮”为“阿”，读“也”为“呀”，从而得出《楚辞》就是当时的白话，这不是屈原的独创，只是屈原用“兮”和“些”更多。再如认为《楚辞》的“乱曰”本来为“辞曰”，也是《楚辞》的“辞”命名之所由来。

《屈原身世及其作品》继续考察屈原作品思想的来源，并给予楚辞以热情颂扬。郭沫若认为“同是由殷人所创出来的文化，在殷朝灭后分为了两大枝，一枝在周人手下在北部发展，一枝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发展”，由此可见屈原思想的渊源。屈原使用当时的方言，即白话为最多，诗歌发展到楚辞，“便是有意识地成就了一番伟大的革命”，七言、六言、五言或长短句，后来屈原大胆尝试，他利用了自成天籁的歌谣体“把台阁体的四言格调打破了”，屈原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的白话诗人”。楚辞的富于超现实，乃至南方思想家之富于超现实性，郭沫若认为“都是殷人的宗教性质的嫡传”，这是楚国人和屈原超现实的思想的来历，但是，屈原对此是持怀疑的态度，这种怀疑和超现实的矛盾，正表明屈原“是艺术家而非思想家”，这也是他终于自杀的必然结论。屈原在伦理思想的实践上深受儒家影响，因而屈原的作品和行为都告白着他是一位爱国者，“他的根本的心事是期其君为尧、舜而自许以皋陶，他是想把楚国来统一天下的”，“他的不甘心也就是楚人的不甘心，由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涨了民族的义愤”，“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区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郭沫若屈原研究最富创造性的进境是在《屈原时代》中关于西周、春秋、战国的深层解析。郭沫若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殷代灭后，中国的社会曾经历过几百年的奴隶制度”，“直到西周乃至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对于自春秋末年以来至嬴秦统一天下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便可迎刃而解。那个黄金时代的意义不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移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应。屈原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后半期的人，他和他的作品之社会史上的意义也就和浮雕一样呈现了出来。”屈原生活的时代，北方奴隶解放运动和其意识上的新锐革命思潮已经荡到南方，屈原的思想自然受着儒家的影响。但是，屈原在诗域以外的现实世界却没有力量来领导民众和时代，这正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

《屈原思想》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屈原形象。郭沫若认为“屈原的世界观是前进的，革命的，而他的方法——作为诗人在构想与遣词上的技术——却不免有些保守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论断，郭沫若从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视角，认为春秋战国时代进行了一次大变革，“文字逐渐语体化，大众化，在这时，的确是有一个文学上的大革命”，社会变革在政治思想领域使德政思想成为潮流，催生中国大统一。郭沫若认为检讨屈原的思想应该置屈原于这个时代变革的末期，“屈原是深深把握着了他的时代精神的人，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彻底的身体力行的人，这就是他的义。像他这样大仁大义的人物，我觉得实在是可以‘参天地’”，因而屈原眷爱楚国不完全是因父母之邦或是迷恋旧时代。屈原所称道的唐尧、虞舜、禹、汤、文、武、伯夷、伊尹、皋陶、彭咸，正符合儒家特别是孔孟的古史观，这正充分表现了屈原的革命性和前进的精神，屈原“主张德政，主张选贤举能，主张大一统，他根本没有拘泥于楚国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传统”，郭沫若此后又探析了屈原儒家思想的来源，并认为“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屈原的作品则借着诗歌形式上的革命，表达他“南方的儒者”思想，但是屈原的“有意无意地不能将旧有的生活习惯完全摆脱，便是思想是前进的，而方法则不免仍有多少限制”，至于屈原自杀的原因，郭沫若则认为“是由于他的理想和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剧了”。

郭沫若屈原研究贯注了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时代特色和革命精神，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纲，在宏阔的历史视野中，运用精细的考证，使用诗人奔放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屈原所生活的历史远景和近景，在屈原研究史上，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爱国者和前进改革家光辉形象，从而使屈原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同时也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语言文学划时代的创新者、革命者以及人民诗人、民族诗人形象，从而开拓了屈原研究方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2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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