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嘉祐“太学体”|世界微动态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时间:2022-12-26 06:04:40

作者:刘成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教授)


(资料图片)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一向被视为古文运动中的分水岭。本年,文坛领袖欧阳修借知贡举的权力,排抑险怪艰涩的“太学体”,扭转了科场、太学中的不良文风。北宋的古文写作,由此转向了平易流畅的典范风格。《宋史》卷三百十九《欧阳修传》载:

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嘉祐“太学体”的原始形态,由于代表人物刘几的文集不传,仅存片段,已不可详究。关于它的渊源,则饶有争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学界的主流认知,是将其形成追溯到石介——石介助长了庆历“太学新体”,进而影响到嘉祐“太学体”。二者一脉相承,主要特点是褒贬政坛、横议时事,持论偏激、内容乖谬,且文字怪僻。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论断受到朱刚教授的质疑:“至于嘉祐‘太学体’,则未必自庆历‘太学新体’发展而来,当然就不能指定要石介负责。”(《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他将“太学体”的产生与嘉祐年间新兴的性命思潮相联系,引发了一系列重新探讨“太学体”的文章,成为近些年古文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同时也表明,“太学体”的问题尚未获得定谳。笔者在朱文的启发下,再对相关的文献记载进行考古式发掘,进一步论证嘉祐“太学体”与石介无关。它应当是皇祐、至和年间科场文风的延续,或许与当时士人学习韩愈、皇甫湜等奇崛艰涩的古文一脉相关。

首先应当指出,将嘉祐“太学体”视为受石介影响所致,于原始文献无征。嘉祐二年知贡举,是欧阳修人生中一桩大事,其墓志铭、神道碑、国史传以及《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数种最基本史传,均有述及,却从未提及石介。其他记载本年贡举事件的宋代文献,也从未将二者相关联。管见所及,明初陈桱最早将嘉祐“太学体”,追溯到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上疏乞禁的“太学新体”。《通鉴续编》卷七“(嘉祐)二年春三月亲试举人”条载:

帝切于求士,进士、诸科一举而获选者至千三百余人。士子习尚险怪奇僻之文,号“太学体”。张方平尝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取才,专取辞艺士,……其增习新体,澶漫不合程序,悉乞考落。”虽为下诏揭示,而士习不改。是年,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痛抑“新体”,仍严禁挟书者。凡为时所推誉善文者,皆被黜。……自是,场屋之习,遂为之变,奇险之辞始革矣。

之后,明代冯琦《经济类编》、商辂《通鉴纲目续编》、王锡爵《历代名臣奏疏》、王宗沐《宋元资治通鉴》、清代傅恒《通鉴辑览》等相继沿袭,渐成定论。徐乾学《古文渊鉴》卷四十六选欧阳修《泷冈阡表》,注曰:

按自韩愈以古文倡于唐,三百余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论卑气弱之敝,黜天圣、景祐间太学体诡异之习,士始知通经学古,功倍于穆修柳开矣。

则嘉祐“太学体”与景祐“太学体”,已经淆然不分。然《通鉴续编》一书,所载往往漫无考述,甚至“出于妄托”、“挟私滥载”(《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通鉴续编》提要)。它叙述嘉祐“太学体”史源无从追溯,实不足信。

陈桱所引张方平章疏,上奏于仁宗庆历六年(1046),的确针对石介“太学新体”而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载,庆历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同知贡举张方平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明确奏乞场屋中严禁石介“太学新体”:

及建太学,而直讲石介课试诸生,因其好尚,遂以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今贡院考所试,赋有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以为不合格,则辞理粗通。如遂取之,则上违诏书之意,轻乱旧章,重亏雅俗,驱扇浮薄,忽上所令,岂国家取贤敛材,以备治具之意耶?

庆历革新中,石介执掌太学,颇有影响。“太学新体”即在他的鼓动下产生,其特点亦如张方平所述:律赋的字数、句式与贡举条例不符,对策的内容妄肆胸臆、谤议朝政。那么,张方平的章疏榜于贡院后,效果如何?是否如《通鉴续编》所言,“虽为下诏揭示,而士习不改?”非也。王巩(张方平婿)所撰《文定张公乐全先生行状》清楚记载:

甫受命,即知贡举。时太学举人妄变文体,以奇字僻语为高,以游辞长句为赡,四方学者承风而靡。公主文考试,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请行诫励,上命录公所上奏,大书榜于贡院前。由是,士子知循旧格。”(《张方平集》附录)

据此,至庆历六年春贡举,石介的“太学新体”已因张方平上疏而遭太学、场屋士人抛弃。

再以当时政治形势揆之,《行状》所言,当切情实。庆历四年(1044)十月,随着范仲淹集团政治革新的失败,石介成为朝中众矢之的。他主动要求外放,通判濮州,未及赴任,次年七月病卒。政敌夏竦等犹衔恨不已,四处散布石介诈死逃入契丹的谣言。朝廷于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和庆历七年(1047)六月,两次下令查核石介存亡实况,石介险遭发棺之厄。妻子儿女受其牵连,羁管他州,流亡数年。此事震惊朝野,欧阳修《重读徂徕集》曰:“当子方病革,谤辞正腾喧。众人皆欲杀,圣言独保全。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三)张方平奏疏,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出台,力图全面清理石介在太学的残余影响。考虑到以上的悲惨遭遇、严峻的政治高压,而太学又是朝廷意识形态的风会之地、敏感之区,“教化之渊源,所以讽劝四方而示之以表则”(吕陶《净德集》卷四《请罢国子司业黄隐职任状》);特别是科场禁制,关系到每位应试士人的切身利益。可以断定,那些以及第为目标的考生,应试程文,决不会停留在石介这位负垢含辱、极富争议人物的阴影中。石介执掌太学时催生的“太学新体”,不会持续到皇祐、至和、嘉祐年间的太学场屋中。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

嘉祐“太学体”代表的刘几“骤为怪验之语”,既曰“骤为”,则此体在嘉祐二年前流行不久。与刘几有旧的杨杰撰其墓志铭,则将刘几之文风靡太学的时间限定为皇祐、至和间:

先是,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无为集》卷十三《故刘之道状元墓志铭》)

这样看来,皇祐、至和间开封太学、国子监中流行的“场屋文章”,才是与嘉祐“太学体”一脉相承的。

根据许瑶丽的梳理,皇祐、至和年间(1049-1055),开封太学、国子监中的翘楚有郑獬、滕甫、吴处厚等人。他们以赋著称,诗文兼擅,作品整体上都呈现出奇险的美学追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特别应予关注的是郑獬,字毅夫,安陆人,著有《郧溪集》二十八卷。他是皇祐五年(1053)榜的状元,因廷试文的风格与中唐皇甫湜相似,被知制诰刘敞录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三《郧溪集》提要曰:

初,獬以进士较试于廷,舍人刘敞得獬卷,曰:“此文似皇甫湜。”獬尝与敞书,亦言:“韩退之时,用文章雄立一世者,独李翶、皇甫湜、张籍耳。……使之质而工、奇而肆,则退之作也。”云云。观其所言,知文章宗旨实源出韩门矣。

韩愈的古文,兼有奇崛与平易两种风格,而相对偏重前者。韩门弟子中,皇甫湜继承了奇崛一脉,李翱则沿袭了平易之风。郑獬的廷试程文既被刘敞称为“似皇甫湜”,则亦当表现出明显的奇险艰涩风格。这种状元文章,必然在稍后太学中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成为至和、嘉祐间应试士人模仿的对象。刘几既在太学中,受其熏陶自在情理之中。正如许瑶丽所指出,“学韩而不得其法的举子们,则只能走向‘太学体’的怪涩。”

嘉祐二年,苏轼在及第后上书欧阳修,曰:

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苏轼文集》卷四十九《谢欧阳内翰书》)

作为本年贡举的亲历者和最大获益者,苏轼将欧阳修所排抑的“太学体”,视为韩愈→皇甫湜→孙樵一系怪僻文风的延续,可谓明本清源。这似乎是对之前刘敞因郑獬程文“似皇甫湜”而录为状元,隐约地表达一种不满吧。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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