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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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在地表密布的河流，如血管一般，水则如同血液，奔流不息间为万物带来生机。古人逐水而居，居址的选择、布局皆与地理水文密切相关；水资源不但维持着人们的日常起居，更对农业、手工业等的发展至关重要。

人工水网保障生活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便因势利导，建筑起环壕、堤坝等水利设施来抵御洪灾。而除了外部洪水的威胁，人们更要解决如何引水入城，再将污水、废水排出的问题。考古发现许多古代城址内部筑有复杂精妙的水网系统，古人选择利用地势高差，用地上明沟和地下暗渠来给水、排水，体现了非凡的用水智慧。

汉魏洛阳城千秋门遗址发现的水道立石分流结构 郭晓涛供图

2022年，在河南汉魏洛阳城遗址考古发现了魏晋乃至汉代的大型地下水道遗迹，“魏晋水道以砌石为主，兼有砌砖，由4条水道构成，目前发掘总长度超过80米。水道在门址阙间广场之下呈西北——东南走向。石窦伏流穿过宫内院墙向北直流而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晓涛介绍。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阳）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右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石逗（又称石窦）”应指地下水道，“伏流”指水在地下潜流。此次千秋门遗址的发掘位置和发现水道的考古学年代，均与文献记载相吻合。据此，考古学家推断千秋门此次解剖发掘的魏晋时期水道遗迹，应是从宫城外阳渠引水入城后，通过石窦（逗）伏流的形式，向北注入宫城北侧西游园的灵芝池和九龙池内，应该属于魏晋洛阳城宫城内园林景观引水工程的一部分。“如此大规模布局、做工精美的水利设施的发现，在汉魏洛阳城的发掘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一套水利设施集中反映了魏晋时期水利工程的成熟技艺，以及当时都城对水资源利用和环境改造的认知水平。”郭晓涛表示。

考古揭露出魏晋时期的石砌水道基本是由底板、侧板、盖板构成的水涵洞（城内经城墙下向城外的给排水管道），具体砌筑细节有所差别。雨果曾说过，下水道是一座城市的良心。千秋门此次解剖发掘的魏晋时期水道遗迹，石工细密，颇具巧思。有的水道中间用立石隔成两个水腔来分流，盖板顶面与地面道路衔接，与地下水道形成立体交通。盖板上还保留方形孔洞，以便雨水收集，作用相当于今日盖窨井的井盖。在靠近阳渠水入口的位置，水道的底板和侧板内侧发现有宽约3厘米的凹槽，考古学家认为，这一设计应该是与水牐相关。水牐即水闸，通过启闭闸门来控制水位和流量，既能挡水又能泄水。郭晓涛表示，上述遗迹现象皆可视为后世《营造法式》记载水道施工规范的渊源。

《水经注》：“魏太和中，皇都迁洛阳，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务穷（幽）隐；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之所拟，亦奇为精至也，遂因用之。”印证了千秋门区域发现的魏晋时期水道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之后还有可能被再次利用的情形，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魏晋水道工艺的精湛和历史的绵长。

巧建设施助力生产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青翠的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水来浇灌，勤劳的先民通力协作，一起挖渠引水，以培育出“稻米流脂粟米白”。

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的鸡叫城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4000多年前，鸡叫城形成了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三重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三重环壕如同今天的城市环路，将城区分成三个功能区：第一重环壕以内是城的主体；第二重环壕以内是生活区、居住区；第二重环壕与第三重环壕之间，是农业生产区，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主要用来种水稻。水稻田用平行水渠分隔，又以水系连通，形成了完整的灌溉系统。先进的灌溉系统为鸡叫城发掘出土的海量稻谷糠壳及大片稻田提供了合理解释。至今，这些四千多年前的灌溉水渠，还在发挥着作用，浇灌着鸡叫城遗址附近的稻田，颇具“今月曾经照古人”之意趣，也许秋日在此处徜徉，会飘来千年前的醉人稻花香。

除了农业外，制陶、青铜器铸造、冶铸钱币等手工业也需要大量用水。考古发现，在许多遗址的手工业分布区，往往水井密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2022年考古队在二里头都邑祭祀区西侧发掘区内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10口水井，最密集处30多平方米内竟有5口水井。考古学者分析认为，如此密集分布的水井，远远超过生活用水的需求量，可能是用于供应手工业生产。目前在发掘区并未发现明确的手工业作坊相关遗存，但前几年在祭祀区以西曾发现陶窑、存泥坑、泥坯、烧土、炉渣、变形陶器、大量碎陶片，以及陶垫、修整工具等较大面积、较丰富的制陶有关遗存，密集的水井也许就是手工业留下的草蛇灰线、蛛丝马迹，提示将来很可能在这片区域找到新的手工业作坊。

在洹北商城手工业作坊区曾发现大量铸铜、制骨、制陶生产遗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毓灵介绍，在洹北商城的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附近，也发现了分布密集的二十多口水井，虽然它们的时代不同，但仍显密集，应与作坊生产用水有关。洹北商城发现了独特的围绕骨干旋转式切割、剥离接近成品尺寸的坯料来制作骨笄、骨针的“剥片式”取料制骨技术，及“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等。洹北商城展现的商代中期手工业繁荣场景，背后离不开生产用水的有力保障。

无独有偶，汉长安城兆伦锺官铸钱遗址在2021年至2022年间考古发掘的1700多平方米中，发现了18口水井。其中一口井的四壁是用相对完好的废弃钱范箍砌而成，十分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建锋介绍，密集分布的水井可能与陶质钱范制坯工艺用水较多有关。锺官是汉代水衡都尉的属官，从西汉中期至王莽败亡，主管铸钱138年，铸造和发行过赤仄五铢、三官五铢等，所铸钱币以万亿记。遗址发掘出土数量庞大的各类钱范，如铸造铜子范的陶母范、铸钱用的背面范等，另外还出土了大量钱币、建筑材料、陶器、铜器、铁器等遗物。

水利工程保障安全

大部分时间，水是温和柔软的，“善利万物而不争”；但有时，水也可以是危险又无情的，肆虐着破坏人们的财产，甚至夺走人的生命。在我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先民在一次次的洪涝灾害后累积起越来越多的经验，学会筑起堤坝来防水拦水；同时，以水坝来截断河流，积蓄水量，为聚落供水。

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保存有封闭城垣和环形壕沟，城内有人工水系，城外北部有两个进水口，将城河的支流引入城内。但是城址与支流之间是一片岗地，如何才能使支流穿过岗地入城呢？这个疑问在2022年考古发掘工作中找到了答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小军介绍，考古队在遗址北部区域进行了细致的勘探，终于在城外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了人工堆建的长条形堆积。它隆起于地面，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东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彭小军说：“该堆积由人工堆筑而成，目前可见17层，每层厚度为20~90厘米不等。结合勘探信息，初步认为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通过考古的系统勘探和多处地点解剖，我们可以复原五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利用水利设施，让水资源“为我所用”的景象：建水坝，将支流的水拦截到城河遗址的北部区域蓄存，待水位上涨到一定高度，便会通过挖好的通沟流到城内及城外的环壕中。

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社会营建水利工程似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当时良渚古城在外围筑起复杂的水利系统，控制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系统。

考古发现，由11条人工堤坝连接山谷和孤丘组成的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兼具防洪排涝、交通运输、灌溉等多项功能。

相关研究表明，良渚水利系统工程量巨大，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按当时的生产力条件需要上万人工作数年才能完成。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体现了良渚社会的复杂化进程，以及其高超的规划、组织和管理能力，进一步印证良渚文明已步入早期国家阶段。

从良渚的水利工程，到“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京杭大运河通航，再到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工程、白鹤滩水电站的建设……治水用水的基因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未来，随着水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相信我们可以更加高效、可持续地用好水资源。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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