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坤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说到先秦法家，人们可能会立即想到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然而，这并非先秦本来就有的认识，而是出自《汉书·艺文志》。事实上，先秦并无法家学派之类的说法，商鞅、韩非等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法家”——“法家”是后世建构起来的学派概念。

“法家”是西汉学者司马谈最早提出的概念。他在《论六家要旨》中提出了“六家说”，将诸子分为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是，司马谈并未指明“六家”对应哪些人、哪些书。他的儿子司马迁也没有采用“法家”概念。例如，司马迁《史记》中有《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人同传。或许在司马迁看来，他们四人才是一派。到了西汉晚期，刘歆著《七略》，其中《诸子略》继承、扩充“六家说”为“十家说”——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然后以“十家说”划分诸子作品。这样，“法家”所指便明确了下来。《七略》虽然在后世流传中散轶，但它经过删削，保存于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划分，先秦法家作品为《李子》《商君》《申子》《处子》《慎子》《韩子》，相应法家人物为李悝、商鞅、申不害、“处子”（其人其书不详）、慎到、韩非。这个法家名单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今天不少学者理解“法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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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汉书·艺文志》作为理解“法家”的依据，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家之所以为“法家”，还有更为根本的依据。《汉书·艺文志》先界定法家的内涵，然后根据内涵确定外延，于是将李悝、商鞅等人及相关作品划入法家。因而，《汉书·艺文志》对法家的定义比它对法家的分类，更具有根本性。更进一步讲，《汉书·艺文志》对法家的定义、分类又源自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因而，司马谈提出的法家定义才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我们应该从司马谈提出的法家定义出发，划分法家人物、作品，而非直接采纳《汉书·艺文志》对“法家”的划分。

关于“法家”，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踰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同上）“一断于法”是法家的本质特征。法家之所以为“法家”，在于他们主张以“法”（法令）作为主要治国手段。《汉书·艺文志》说：“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基本上继承了司马谈对“法家”的理解。

如果从“以法令作为主要治国手段”的标准来审视《汉书·艺文志》的法家名单，就会发现这个名单有需要调整和完善的地方。

其一，《管子》部分篇目属于法家。长期以来，《管子》被视为管仲作品。《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归为道家，《隋书·经籍志》则将《管子》归入法家。宋代以降，学界逐渐认识到《管子》非管仲所作，亦非出自一家一派之手，其中包含了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轻重家”等学派作品。至于《管子》中哪些篇目属于法家作品，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如果将“以法令作为主要治国手段”作为判断标准，那么《管子》中的《八观》《法禁》《重令》《法法》《任法》《明法》《明法解》《正世》《治国》为典型的法家作品。它们有明确的主张“法治”的观点，如《明法》认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

其二，子产、吴起可以归入法家。子产因无著述流传，故不在《汉书·艺文志》中。春秋晚期，郑国执政子产推行改革，并率先公布成文法令《刑书》，这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叔向批评他说：“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公六年》）子产堪称法家先驱。吴起只有兵法著作《吴起》流传，故在《汉书·艺文志》中不属于“诸子”，而属于与之并列的“兵家”。战国前期，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吴起以法令治国，打击旧贵族，以实现强兵目的。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吴起亦可归入法家。

其三，邓析、尹文虽为名家，也可以归入法家。按照《汉书·艺文志》，邓析、尹文为名家。据说子产公布法令，而邓析常作出与子产本意相反的解释，故意混淆“名”“刑”。不仅如此，邓析还私下制作了《竹刑》。大概邓析《竹刑》较子产《刑书》为优，后来的郑国执政驷歂采用了邓析《竹刑》。尹文子有关于“名”的探讨，如“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子·大道上》）也有关于“法”的论述，如“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同上）事实上，尹文子主张“名”“法”皆为治国的主要手段，他说：“政（通“正”）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尹文子·大道下》）由此可见，邓析、尹文兼有名家、法家双重性质。

其四，申不害不应归入法家。这是因为，申不害以“术”见长。“术”不同于“法”，韩非对此有明确的辨析：“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法是政府公布的成文法令，术是君主藏于胸中的权术。前者治理百姓，后者驾驭群臣；前者公开，后者隐秘。申不害并不擅长“法”，韩非批评他说：“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韩非子·定法》）申不害以“术”作为主要治国手段，显然不合乎法家“一断于法”的本质特征。

其五，韩非并非严格意义的法家。学界有种普遍的说法，认为韩非主张法、术、势并用。此说值得商榷。事实上，韩非主张法、术并用，比如“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再如“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详细辨析，参见拙文《韩非“法术势并用说”驳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既然韩非以法、术作为主要治国手段，那他就不是纯粹的法家。郭沫若称韩非为“法术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3页），是颇有道理的。一些学者以韩非为法家典型代表。笔者认为，商鞅以法令的形式推行变法，充分体现了“以法令作为主要治国手段”的法家特征，应以商鞅而非韩非作为法家典型代表。

《汉书·艺文志》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它的目录学性质密切相关。

第一，《汉书·艺文志》根据著作对诸子分家，那么没有作品流传的思想家便不在其中。一些思想家生前未必有意于著述，如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他们幸得弟子记述，其思想方能流传后世。有些思想家虽有著述，但其作品在流传中散轶了，如《庄子·天下》提到的禽滑厘、彭蒙，《荀子·非十二子》提到的它嚣、魏牟、陈仲、史等，他们或有著述而未能传世，故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一些有思想的政治家生前无著述，死后亦无弟子记述，但他们可被视为广义的思想家。法家在诸子中是一个特殊的学派，早期法家人物几乎都是政治家。子产无著述，吴起仅有兵法，《汉书·艺文志》是目录学作品，故无法将他们收进“诸子”、归入“法家”。但是，我们不必拘泥于此。政治家虽无专门的思想作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政治措施探究其思想，判断其学派属性。

第二，《汉书·艺文志》难以对思想独特的著作、思想家进行分类。诸子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各种思想异彩纷呈。《汉书·艺文志》将一百八十九部著作分为“十家”，使复杂的诸子作品条理化、系统化，有利于我们建立对诸子思想的宏观性认识。但是这样做有一定的局限性：一百多种著作能够完全纳入“十家”框架吗？恐难如此。就我们目前所知，先秦思想家中似乎只有申不害专以“术”见长。将他划入“十家”任何一家都不太合适。如果单独设一个大类“术家”，只有《申子》一部书，似乎也不太合适——类似情况应该还有一些，如果都单独设类，则会失去图书分类在认识上的便利意义。如今诸子著作仅有少数流传，单独分类不但不妨碍，反而有利于我们深化对诸子的认识。我们如果追求对诸子的精准分类，不妨考虑将申不害移出“法家”，将之归入“术家”。

第三，《汉书·艺文志》难以对思想复杂的著作、思想家进行分类。“分类”的办法是先确立一种思想特征，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著作、思想家都归入此类。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之所以称为“道家”“名家”“阴阳家”“法家”，在于它们具有“道”“名”“阴阳”“法”的思想特征。然而，有些思想作品非成于一人一派之手，如《管子》汇集了多个学派的思想作品；思想家的思想也往往是复杂的，如尹文子兼具有名、法两种思想特征。但它们还达不到“杂家”标准——《汉书·艺文志》对“杂家”的定义是“兼儒、墨，合名、法”。若将一本书既列入此家，又列入彼家，则不免显得杂乱无章，《汉书·艺文志》只好将诸子作品归入“十家”之一家，但这在客观上难以揭示某些思想作品的多学派内容，或某些思想家的多元思想特征。

总的来看，《汉书·艺文志》在“法家”建构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限于其目录学性质，它在对诸子的学派定性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需要我们对之做出调整和完善。

通过调整和完善《汉书·艺文志》，先秦法家谱系或可如下：第一，典型法家，以法令为主要治国手段。（1）子产。子产率先公布成文法令，为法家先驱。（2）李悝。李悝变法，制定《法经》。（3）商鞅。商鞅变法，以法令形式建立新型政治制度。（4）慎到。他认为：“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四）（5）《管子》中《八观》《法禁》诸篇。它们有明确的以法为主要治国手段的表述。第二，非典型法家，介于两派之间，以法令为主要治国手段之一。如韩非思想以“法”“术”为主，或可称之为“法术家”，既可归入法家，也可归为术家；邓析、尹文思想兼具“名”“法”，或可称之为“名法家”，既可归入名家，也可归入法家。此外，有些思想家或受法家影响，如申不害有关于“法”的个别表述：“君必有明法正义。”（同上）但是“法”并非主要治国手段，不宜归入法家。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6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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