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嘲讽我“红得发紫”

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盛行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控诉“文革"的残酷，呼唤改革的春风。作家将小说写得既如泣如诉又荡气回肠，使读者拍案叫绝，热泪盈眶，全社会形成了一股文学艺术的高潮。但这样的文字铺天盖地，读者渐渐有些审美疲劳了，所以当我充满大自然气息的海味中篇小说《迷人的海》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就占了便宜，犹如突然给文坛吹来一股海洋的鲜味，一股大自然的清风。文坛竟然为《迷人的海》涌起一阵绿色的波涛，我为此而荣获全国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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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全国文学大奖，使我这个普通工人一跃而成为“专业作家”。我不禁惊喜万分，甚至有点得意忘形，大有“鲤鱼跳龙门”的感觉，于是我兴奋若狂地去北京开会。到了北京，我发现自己大受文学界的欢迎，无论是老作家还是年轻作家，都对我热情而亲切。更光彩的是连巴金、周扬、丁玲等文学元老们也与我握手。在我的眼里，这些文学大师几乎是文坛的“化石”，此时却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对我热情洋溢。我几乎感到进入神话世界。丁玲郑重地说，她最后一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一定要写邓刚《迷人的海》（丁老去世后，她丈夫陈明送我丁玲最后一本书，第一篇文章果然是《漫谈邓刚〈迷人的海〉》）。此情此景，对我一个“工人作者”，绝对是难以置信的荣誉。

大会期间，诸多记者围着我采访，我有些飘飘然，昏昏然，好不得意。我想，多少年的各种压迫让我“遭老罪了”，然而我没有气馁，并且刻苦拼搏，现在也该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于是我就更加理直气壮地得意扬扬。这时我遇到了汪老，也就是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汪曾祺。记得当时北京的著名作家刘绍棠、刘新武、郑万隆等都在场，大家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工人作家”都投来亲近的眼神，但我发现汪老的目光不太有温度，甚至有些令我迟疑的“冰冷”。正当我发愣之时，汪老爽朗却又意味深长地对我大声说：“你小子现在可是红得发紫了！”

汪老的声音又响又硬，绝对是一声断喝，对于正狂热得发昏的我，完全是脑袋挨了一板砖！

“红得发紫”四个字让我感到幽默的同时感到尴尬，因为这四个字在工人师傅的口中，是贬损，有相当的杀伤力。倘若工人当中有哪个人靠吹嘘或是什么手段得到领导青睐，工人师傅就会用“红得发紫”的话语来讥讽他。

一刹那我从昏头昏脑的发热中猛然清醒，但坦率地说还有一丝不快。我对汪老的小说喜爱得要命，可以说是崇拜。我鼓起勇气说：“汪老，其实您不了解我，但我早就熟悉您了，我在安装队当焊工时，就给您写过一封信。”汪老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我这个“红得发紫”的小子竟然会给他写信。他用更冷更怪的疑惑目光盯着我，显然是不相信，也许他认定我是个狂妄的小子，当然就更不相信了。我说确实写过信，而且写得认真而崇敬。80年代初期，摆脱了“狗崽子”枷锁的我，进入狂热的创作状态，每天大量地看小说，又大量地写小说，真正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突然，我在《小说月报》上看到汪老的小说《大淖记事》，我说“突然”二字，就是因为这篇小说给了我一个美丽的震撼。我写了那么多，看了那么多，但开天辟地第一次看到真正是小说的小说。

我没想到小说能写到这个份儿上，流畅的文字有着明清小说式的优美，开放的结构又超然于西方现代小说。能将中国传统的“土”与外国现代的“洋”如此绝妙地糅和在一起，真乃大手笔！

我从作者介绍上看到汪老的单位是北京京剧团，便立即以今天“粉丝”般激动的心情给汪老写了一封信，记得我信中有“您的小说轰毁了我脑海中固有的小说观念”等等若干带感叹号的句子。

从北京回大连后，很快就接到汪老的来信和他刚出的一本小说集。原来汪老对我的话很当真，竟回到原京剧团单位查到我的来信，并给我寄来他的新作。我立即如饥似渴地将汪老这本书看得烂熟，而且从此我瞪大眼珠子，扫描所有刊物中汪老的作品。很可惜，汪老的作品数量并不太多，但也许是这样，更让我们感到质量之精。从此，只要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我就心急火燎地赶去——其实是急着要见汪老。只要有汪老参加的笔会，我总是想方设法地参加。听他讲话，犹如喝醇香的老酒，可以长久地回味。后来汪老身体不佳，走路有些艰难。我就扶着他，一步步向前，感受到他温和的体温和微颤的虚弱，心里不是滋味儿。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但他那句“红得发紫”的断喝，却时时在我头脑里轰响，使我不再敢有一丝一毫的得意扬扬。渐渐地，我悟出这句话的深刻，不只是对我，也是对整个文坛。因为至今，文坛还不时地一阵阵发热发烧，烧得一批批初出茅庐的作者“发紫”，然后就没影了。

如今，汪老已经离开我们20多年，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长歌当哭，我在心里千百次地祈祷：如有轮回，愿汪老的灵魂注入更新的文学生命。上苍一定会如此安排！

想起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20世纪最著名、最有人气的作家之一张贤亮，写了一本名声响亮的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与他交往，却感到他的一大半是女人。

贤亮二十来岁就被打成右派，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受尽了磨难，所以一旦放出牢笼，成为作家，创作便井喷，佳作不断爆响。但他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疯狂地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补偿失去的青春。最显著的表现是，只要有漂亮女孩子的场合，贤亮就毫不掩饰地上前“亲热”。当然，这种亲热只是一种浪漫的调侃，但在正人君子的眼里，就颇有点“不正经”。为此大家用幽默甚至带点讥讽的口气笑他“风流好色”。问题是贤亮却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但更多的作家感到贤亮是幽默风趣，为此只要有贤亮在，立即就有笑声，大家都热热闹闹地围着他。

也许过去的年月严肃而冷酷，一些著名的老作家性格呆板木讷，见到热情的女作者或女读者就有些不知所措。贤亮就取笑他们假正经，笑他们傻帽，并且上前“教导”他们怎样说甜蜜的话。我在一旁看着，几乎像在看相声表演，忍俊不禁。

贤亮对女孩子的亲热还有着难以置信的直率，例如一次采风，他看到漂亮的女导游，立即上前说，我最欣赏漂亮的女孩子，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巧克力糖。这时又一个女导游过来，贤亮眼睛一亮，当着前面那个导游说：“你比她更漂亮！”然后掏出更多的巧克力糖。有作家说贤亮的手提包里装满了糖果，就是为讨女孩子的喜欢。于是，一些作家有鼻子有眼儿地讲起了贤亮的风流浪漫故事。

但我亲眼见到的故事却是这样的：在一个娱乐场所，贤亮看到一个女孩子挺可爱，便说：“你不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当小姐，应该去读书！”那女孩子说家里穷，没钱读书。贤亮当场就掏出几千元钱给女孩子（那时几千元等于现在上万元），而且第二天又专门去调查了一下，那个女孩子果然辞职走了。但作家们笑贤亮是傻瓜，说娱乐场所的小姐都鬼头，只是换一家娱乐场所而已。

一年以后，我与作家同学吕雷和简嘉在广东写电视剧，突然接到贤亮急电，求我们先替他出钱去某某私营工厂解救一女孩，使其摆脱老板的欺压。而那个女工，就是曾离开娱乐场所去读书的女孩子。她虽然没去读书，但却再也不去当什么“小姐”了。吕雷和简嘉费了许多的周折，终于找到那个女孩，女孩在一家私营工厂打工，但老板不给工资，女孩没有饭吃，没有回家的路费。万般无奈之时，几乎就要走绝路，但她最终想到了有个作家张贤亮帮助过她，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个作家能救她。她含着眼泪给吕雷和简嘉行了个礼，说：“谢谢张老师救我！”

这件事令我震撼，感到人们对张贤亮的看法不准确。但毕竟作家们都在调侃他，所以我也含含糊糊地认定贤亮还是有些风流浪漫的。因此，当我带妻子参加黄山采风笔会时，就提前给妻子打预防针。我妻子读书时赶上“文革”，学业荒废了，而后又是上山下乡，思想单纯保守，犹如偏僻山乡里的村姑，我怕她被作家们的“浪漫”吓着。

我们和贤亮乘同一辆采风大巴，贤亮看到车上有许多女士及女导游，当然就兴奋，就热情似火，口无遮拦。我那个村姑般的妻子哪见过这个阵势，吓得躲在大巴最后一排，一声不敢吭。

万万想不到的是，笔会结束后，妻子却说她看到最好的作家是张贤亮。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妻子沉吟了一会儿，说出两个字：“真实。”

再后来，贤亮对采风时见到的作家夫人一个个进行描绘与评说，说这个有文化气质，那个有鲜艳的风采，并当众用夫人的名字编排成一首诗歌，动情地朗诵。在朗诵中，我竟然听到我妻子的名字，而且词句格外悦耳。这令我吃惊不小，因为在笔会上，妻子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在我身后，我感到贤亮可能都没看过我妻子一眼。

但没想到贤亮却用认真的口气对我说：“你小子有福，找了个最贤惠的妻子！”然后加重语气对我说：“邓刚，你要是跟你老婆离婚，我就带作家们到你家痛打你！”我简直吃惊得合不拢嘴巴，仅仅一周的采风，他怎么会对我老实得像石头一样的妻子有如此高的评价呢？我陡然感到表象浪漫甚至浪荡的贤亮，其实有一颗朴实、善良的心。

多年后的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会后一群作家排着队索要他的书法。贤亮奋笔挥毫，累得满脑门大汗。我也挤上去，但他压根儿不理我。情急之下，我大喊一声：“是我那一口子要你的字！”

贤亮猛地抬起头来看我，然后一阵龙飞凤舞地挥笔，不但写出那么多的字，而且还写出我妻子的名字。

我将贤亮的书法条幅带给妻子，她有些愣怔，因为看不懂上面写了些什么。我大声说：“这是全国著名作家给你写的条幅，关键是连我都不给写，却给你写！”

妻子更愣怔得不行，愣怔了好一会儿说了句：“男人很少真实，张贤亮真实得像个大孩子……”这是妻子第二次在我面前称赞张贤亮真实，看起来真实在女人眼里是多么重要。我有点尴尬，因不知道妻子前面那句“男人很少真实”的男人中，是否包括我……

啊，亲爱的贤亮，你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了，在越来越不真实的年月里，我真真地想你！

我和冯骥才买衬衫

我身高一米八五，冯骥才一米九二，我觉得这家伙可能快两米了，因为与所有作家在一起，我都是俯视或平视，但跟他在一起得仰视，很不习惯。

文坛上，人们称冯骥才为大冯，很有亲切感，但我对他的亲切是因为他写文章赞扬我的小说。而且，据说是他对当时文坛权威冯牧先生说，邓刚的生活贫苦而艰难，希望冯牧到大连为我“说说话”。后来冯牧真就到大连看我，使我刚写几篇小说就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理事什么的。我为此受宠若惊，心下对大冯有说不出的感激。

大冯多才多艺，有人说他是小说家，有人说他是画家，有人说他是篮球运动员，还有人说他是民间文化学者，甚至说他是社会活动家。他写了那么多著名小说，最感动我的，是一个短篇《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说是矮丈夫雨天总是为高个儿妻子高高地擎着雨伞，后来妻子去世，他在雨天还是高高地擎着雨伞，似乎高高的妻子还走在旁边……看得我热泪盈眶。

然而，真正和大冯在一起，第一的感觉是他幽默，太幽默了。他在人群中的位置，总是众星捧月，大家都围着他。听他讲话几乎一句一笑，绝对超过相声演员。他说他乘公共汽车，必须把车顶上的通气盖打开，整个脑袋露在车顶外面，可以看很多风景。

80年代中期，大冯、邓友梅和我的小说在《上海文学》获奖，我们三人同时到上海领奖。邓友梅是我顶礼膜拜的作家了，但大冯却“放肆”地调侃他，说他拿到奖金后，数了一遍感觉不多，但数了两遍就感觉挺多了。也就是说本来得一千元吧，数了两遍就觉得是两千元了。邓友梅很老练，表情置若罔闻，就像没听见。我表面不敢笑，但心下却笑得要岔气儿。

然后，大冯带我去拜见巴金，他给我和巴老拍照，照出的结果是我在照片的右侧，巴老在左侧。有人说，按国际标准是主人在右，客人在左，你和巴老的位置颠倒了。但大冯却幽默地说，这多奇妙啊，你本来是去拜见巴老，而现在成了你会见巴金！你偷着乐吧！

我当时最忧心的是买不到大号衬衫。过去当工人，衣着随便，赤膊光身无所谓，上班下班都穿工作服，也觉得正常。可现在毕竟能写小说，人们都称我是作家了，就开始有了自尊心，要点脸面了，不能稀里糊涂，穿戴总得像个人物啊。问题是所有的百货商场都买不到我能穿的大号衣服。过惯了穷日子，我从来没有到服装店量体裁衣的想法，也没有那个能力和胆量。

我对大冯说出我的困扰，大冯说他更买不到大号衣服，而且他说他的困难比我大一倍，因为他要穿特号。于是我们俩约好一起逛商场——买大号和特号的衬衫。我想，上海人称“大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何等了得，到处是繁华热闹的商场，买什么能买不到？！

一大早我就和大冯上路，沿着一条宽阔的商业大街买衬衫。没想到买衬衫他也幽默，当我走向服装柜台时，他就非常巧妙地缩着身子躲在我后面。我询问售货员有没有大号衬衫，售货员都吃惊地看着我这个大块头，可就在吃惊之时，大冯猛地在我后面挺直身子，长颈鹿一样向前探着脑袋，故意粗声粗气地说：“还有我！”售货员不仅吃惊，简直是惊恐了，真是惊得满地找眼镜！

上海人一般长得精干细致，看到我们两个庞然大物，就像看到珍奇动物，甚至走出柜台，跟着我们一直到门口。我们又到下一家，继续这一幕的惊讶和惊恐。后来我都忘了买什么大号衬衫，像是来表演节目。所有商店的售货员看到我们俩都惊讶得哈哈大笑，我们虽然没买到衬衫，但觉得特别有趣。

上海的商业大街似乎永远走不完，然而也永远没有大号衬衫。我和大冯完全是两个高高的活动电杆，引得一家家商场的店员和顾客们爆笑。我们在这种爆笑中乐不可支，但最终是痛苦并失望。

文汇报的领导得知我和大冯买不到衬衫，也非常焦急，于是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一家服装店给我们专门做了许多件大号、特号衬衫，指定我和大冯到那家商店去买。为此，我和大冯就穿上了崭新整洁的衬衫。因为那时还没有什么服装审美意识，所以我和大冯穿的是一模一样一个颜色一个款式的衬衫。

一些作家们看到我们两个大块头穿得太“雷同”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冯故意用郑重严肃的口气说：“现在，我们作家的地位提高了，虽然还没提高到‘特供’的地位，但却提高到‘特制’的待遇了。”

在众人的笑声中，我也尽量昂首挺胸，真就觉得我提高到“特制”的地步了。

【作者简介：邓刚，原名马全理。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人民文学》编委委员，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数百万字。作品《迷人的海》等作品曾获全国及省市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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