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话】

作者：顾圣琴（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黄媛介（约1610—1668），字皆令，号离隐、如一道人、无暇词史、禾中女史、天香女史，浙江秀水（今属嘉兴市）人。诸生黄鼎妹，布衣杨元勋妻。自幼饱读诗书，才情卓荦，诗文、书画俱臻绝诣。明清之际，与夫身丁丧乱，辗转流徙，先后在苏州、南京、金坛、杭州、绍兴、扬州、京师等地，以做闺塾师，及鬻卖自作书画为生。她是明清之际闺秀实践“闺门跨越”的典范，在后世更成为海内外女性文学研究界关注的对象。不过，相对于学术研究的热烈，其作品集的整理却严重滞后。因此，赵青女士编校的《黄媛贞黄媛介合集》，称得上是为学界的继续研究提供了扎实、准确、全面的基础，值得关注。

(相关资料图)

《黄媛贞黄媛介合集》 赵青编校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一

首先看本书的体例。合集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的作品编辑而成的一部总集。一般来说，合集所收之人，要么具有亲缘关系，要么具有学缘关系或较紧密的社会关系。赵青此处的考量，显然依据前者。黄媛贞（1607—1675），字皆德，是黄鼎之妹，黄媛介亲姐，嫁贵阳太守朱茂时为妾。与其妹一生的颠沛流离相比，黄媛贞生活较为富足安逸，诗名亦稍逊。不过，正因为黄媛贞生活及人际关系较为简单，其诗文所涉不外乎咏物、咏节令，或与丈夫、兄妹的唱和赠答之作，特别是其中与黄媛介唱酬的篇章，可以侧见黄媛介生平的一系列细节，对后者的相应研究亦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将二人别集合而为一是合适的，也符合明清以来闺秀集、家集的合辑合刊传统。

其次看本书的贡献和价值。

第一，本书对黄氏姐妹的现存作品进行了全面整理。就黄媛贞而言，虽然陈雪军曾在《词学》发表专文论述其词集《云卧斋诗余》，但她的稿本别集《云卧斋诗稿》却一直深藏于浙江图书馆善本部，学界尚艰于利用。本书首次对《云卧斋诗稿》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校订整理，并从传世文献中辑录佚作作为补遗，完成了对黄媛贞别集的首次全面整理。就黄媛介而言，本书则在学界此前成果基础上做了全面推进。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列出详目，从诗选、词选、诗话、笔记等书中辑录出黄媛介诗词71首；数年前，李雷《清代闺秀诗集萃编》在胡文楷基础上又新辑3首，并发现邹漪《诗媛八名家集》中存有整卷的《黄皆令诗》。赵青此书，则至少在四个方面度越前贤：一是发现并完整整理了江西图书馆所藏刻本《湖上草》，这是黄媛介的孤本诗集，可谓意义重大。二是发现了天津图书馆藏管庭芬钞本《黄媛介诗册》，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江西图书馆藏刻本《诗媛八名家集》，可供校对并可互相参补。三是从《春星堂诗集》《古今女史百花诗史》《林下词选》《古今名媛百花诗余》《珊瑚网》《仕女图册》、李渔传奇《意中缘》诸书中新辑遗佚诗、词、文、赋36首；其辑佚对象不仅包括传统的别集、选集、方志、类书等文献，还包括传世的书画图卷如《虚亭落翠图》《溪山秋色图》《溪山幽居图》等，可谓特别精细。四是以图例形式附载了黄媛介的一些书画文物，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柳隐黄媛介山水合卷》、藏于嘉兴博物馆的黄媛介《梅竹花鸟册》，以及嘉兴地区私人藏品如吾寐斋藏黄媛介楷书七言诗扇面、朱培峰所藏黄媛介写经砚等，不仅丰富了本书内涵，可以文图互证、物文互证，也令读者对黄媛介的艺术成就有更直观的感受。

二

本书对黄氏姐妹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厘清。就黄媛贞而言，本书利用《秀水朱氏家谱》确定了其准确的生卒时间，并进而对其婚姻生活、随宦经历、子女情况、家庭关系及创作历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就黄媛介而言，本书除了对其生平细节进行梳理，并解决了一系列细节问题外，特别是对历史上流传已久的黄媛介曾于顺治二年（1645）遭清兵劫掠裹挟之传闻进行辩证，认定此事当出于以讹传讹，其结论翔实可信，有利于学界的进一步探讨，以及重新思考黄媛介对于明清之际女性文学的特殊意义，而黄媛介于《离隐歌》中自谓“此身虽属流离后，谁信行藏实非苟”也更具有了坚实的依据。

三

本书对黄氏姐妹的研究资料进行了系统勾勒。当下学界整理别集时，于书后附载与作者相关的传记、序跋题词、酬赠追怀之作及评论资料等，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本书在此方面则更为全备。黄媛贞别集后，编者特别附录了上海图书馆藏朱茂时《琐记》，其中记载了朱茂时于明季科考、仕宦、丁艰，以及鼎革后隐居不仕的家居生活的一系列细节，特别是其中遭际鼎革、家奴叛主、家园遭劫毁又复建等描写，既可以与黄媛贞的诗文相对照，也可以考察包括黄媛贞在内的朱茂时一家于明清鼎革之际的经历和境遇，与黄媛介的颠沛流离相对比，更丰富我们对明清鼎革之际上至士大夫、下至普通民众遭际的认知。黄媛介别集后，编者亦颇费工夫，不仅征集了当时人对黄媛介的交游酬赠，而且对后世人的相应资料亦进行了细致的收集，其材料收集的仔细和勤奋，皆可圈点。书中较大篇幅的勾勒了黄媛介与诸闺秀的交游酬答资料，对研究明清之际闺秀文学圈的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谈谈本书尚存的细微不足之处。本书在校勘方面颇为细致，酌情使用了本校、理校、对校和他校等方式，对原作字词的更定、论断皆颇为审慎有据；一些自他书辑佚而得的诗文，甚至还保留原有的圈点、评语，也体现了编者精益求精的态度。不过，校书如扫落叶，本书仍有一些细节问题尚须改定：一是标点和误字。就误字而言，如第256页“《嘉兴行枝词》”，“行”似当作“竹”；第272页闺秀“蔔蕴蕙”，“蔔”似当作“卜”。二是失校。本书在辑录黄媛介酬赠追怀资料时，使用了康熙中期徐树敏等编的《众香词》，但在辑校黄媛介词时，却未能使用此书参校，因此失收了较多异文，尚有待于将来补入。

虽然存在一些细节问题，但本书仍是近年来学界有关明清女性诗文集整理的一个重要收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编校者赵青女士，并非古籍整理科班出身，而是自会计退休后，利用空闲时间，“远访近求，晴钞雪纂，八年于兹，不让专门”（陈谊语，见本书跋），终于辑成此书。这样苦心孤诣、专一求精的精神和积极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态度是每一位古籍整理从业者身上最可珍视的品质。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5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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